我忍不住叫了一声“嘿”，他也一定听到了，因为他很紧张地往下说：
“我打电话来是为了我留在那里的一双鞋。不知道能不能麻烦你让男管家给我寄来。你知道，那是双网球鞋，我离了它简直没办法。我的地址是B·F·……”
我没听他说完那个名字就把话筒挂上了。
在那以后我为盖茨比感到羞愧——还有一个我打电话去找的人竟然表示他是死有应得的。不过，这是我的过错，因为他是那些当初喝足了盖茨比的酒就大骂盖茨比的客人中的一个，我本来就不应该打电话给他的。
出殡那天的早晨，我到纽约去找迈耶·沃尔夫山姆；似乎用任何别的办法都找不到他。在开电梯的指点之下，我推开了一扇门，门上写着“卐字控股公司”，可是起先里面好像没有人。但是，我高声喊了几声“喂”也没人答应之后，一扇隔板后面突然传出争辩的声音，接着一个漂亮的犹太女人在里面的一个门口出现，用含有敌意的黑眼睛打量我。
“没人在家，”她说，“沃尔夫山姆先生到芝加哥去了。”
前一句话显然是撒谎，因为里面有人已经开始不成腔地用口哨吹奏《玫瑰经》。
“请说一声卡罗威先生要见他。”
“我又不能把他从芝加哥叫回来，对不对？”
正在这时有一个声音，毫无疑问是沃尔夫山姆的声音，从门的那边喊了一声“斯特拉”。
“你把名字留在桌上，”她很快地说，“等他回来我告诉他。”
“可是我知道他就在里面。”
她向我面前跨了一步，开始把两只手气冲冲地沿着臀部一上一下地移动。
“你们这些年轻人自以为你们随时可以闯进这里来，”她骂道，“我们都烦死了。我说他在芝加哥，他就是在芝加哥。”
我提了一下盖茨比的名字。
“哦……啊！”她又打量了我一下。“请您稍……您姓什么来着？”
她不见了。过了一会，迈耶·沃尔夫山姆就庄重地站在门口，两只手都伸了出来。他把我拉进他的办公室，一面用虔诚的口吻说在这种时候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一面敬我一支雪茄烟。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他说，“刚刚离开军队的一名年轻的少校，胸口挂满了在战场上赢得的勋章。他穷得只好继续穿军服，因为他买不起便服。我第一次见到他是那天他走进四十三号街怀恩勃兰纳开的弹子房找工作。他已经两天没吃饭了。‘跟我一块吃午饭去吧，’我说。不到半个钟头他就吃了四块多美元的饭菜。”
“是你帮他做起生意来的吗？”我问。
“帮他！我一手造就了他。”
“哦。”
“我把他从零开始培养起来的，从阴沟里捡起来的。我一眼就看出他是个仪表堂堂、文质彬彬的年轻人，等他告诉我他上过牛劲，我就知道我可以派他大用场。我让他加入了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后来他在那里面地位挺高的。他一出马就跑到奥尔巴尼(2)去给我的一个主顾办了一件事。我们俩在一切方面都像这样亲密，”他举起了两个肥胖的指头，“永远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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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很纳罕，不知这种搭档是否也包括一九一九年世界棒球联赛那笔交易在内。
“现在他死了，”我隔了一会才说。“你是他最知己的朋友，因此我知道今天下午你一定会参加他的葬礼的。”
“我很想来。”
“那么，来就是啦。”
他鼻孔里的毛微微颤动，他摇摇头，泪水盈眶。
“我不能来……我不能牵连进去，”他说。
“没有什么事可以牵连进去的。事情现在都过去了。”
“凡是有人被杀害，我总不愿意有任何牵连。我不介入。我年轻时就大不一样——如果一个朋友死了，不管怎么死的，我总是出力出到底。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感情用事，可是我是说到做到的——一直拼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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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出了他决意不来，自有他的原因。于是我就站了起来。
“你是不是大学毕业的？”他突然问我。
有一会儿工夫我还以为他要提出搞点什么“关系”，可是他只点了点头，握了握我的手。
“咱们大家都应当学会在朋友活着的时候讲交情，而不要等到他死了之后，”他表示说。“在人死以后，我个人的原则是不管闲事。”
我离开他办公室的时候，天色已经变黑，我在蒙蒙细雨中回到了西卵。我换过衣服之后就到隔壁去，看到盖兹先生兴奋地在门厅里走来走去。他对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财物所感到的自豪一直在不断地增长，现在他又有一样东西要给我看。
“杰米寄给我的这张照片。”他手指哆嗦着掏出了他的钱包。“你瞧吧。”
是这座房子的一张照片，四角破裂，也给许多手摸脏了。他热切地把每一个细节都指给我看。“你瞧！”随即又看我眼中有没有赞赏的神情。他把这张照片给人家看了那么多次数，我相信在他看来现在照片比真房子还要真。
“杰米把它寄给我的。我觉得这是一张很好看的照片，照得很好。”
“非常好。您近来见过他吗？”
“他两年前回过家来看我，给我买下了我现在住的房子。当然，他从家里跑走的时候我们很伤心，但是我现在明白他那样做是有道理的。他知道自己有远大的前程。他发迹之后一直对我很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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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似乎不愿意把那张照片放回去，依依不舍地又在我眼前举了一会工夫。然后他把钱包放了回去，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破破烂烂的旧书，书名是《牛仔卡西迪》。
“你瞧瞧，这本书是他小时候看的。真是从小见大。”
他把书的封底翻开，掉转过来让我看。在最后的空白页上端端正正地写着“时间表”几个字和1906年9月12日的日期。下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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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意中发现这本书，”老头说，“真是从小见大，是不是？”
“真是从小见大。”
“杰米是注定了要出人头地的。他总是订出一些诸如此类的决心。你注意没有，他用什么办法提高自己的思想？他在这方面一向是了不起的。有一次他说我吃东西像猪一样，我把他揍了一顿。”
他舍不得把书合上，把每一条大声念了一遍，然后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想他满以为我会把那张表抄下来给我自己用。
快到三点的时候，路德教会的那位牧师从弗勒兴来了，于是我开始不由自主地向窗户外面望，看看有没有别的车子来。盖茨比的父亲也和我一样。随着时间过去，佣人都走进来站在门厅里等候，老人的眼睛开始焦急地眨起来，同时他又忐忑不安地说到外面的雨。牧师看了好几次表，我只好把他拉到一旁，请他再等半个钟头。但是毫无用处。没有一个人来。
五点钟左右我们三辆车子的行列开到墓地，在密密的小雨中在大门旁边停了下来——第一辆是灵车，又黑又湿，怪难看的，后面是盖兹先生、牧师和我坐在大型轿车里，再后面一点的是四五个用人和西卵镇的邮差坐在盖茨比的旅行车里，大家都淋得透湿。正当我们穿过大门走进墓地时，我听见一辆车停下来，接着是一个人踩着湿透的草地在我们后面追上来的声音。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个戴猫头鹰眼镜的人，三个月以前的一天晚上我发现他看着盖茨比图书室里的书惊叹不已。
从那以后我没再见过他。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今天安葬的，我也不知道他的姓名。雨水顺着他的厚眼镜流下来，他只好把眼镜摘下擦一擦，再看着那块挡雨的帆布从盖茨比的坟上卷起来。
这时我很想回忆一下盖茨比，但是他已经离得太远了，我只记得黛西既没来电报，也没送花，然而我并不感到气恼。我隐约听到有人喃喃念道：“上帝保佑雨中的死者，”接着那个猫头鹰眼睛的人用洪亮的声音说了一声“阿门！”
我们零零落落地在雨中跑回到车子上。猫头鹰眼睛在大门口跟我说了一会话。
“我没能赶到别墅来，”他说。
“别人也都没能来。”
“真的！”他大吃一惊。“啊，我的上帝！他们过去一来就是好几百嘛。”
他把眼镜摘了下来，里里外外都擦了一遍。
“这家伙真他妈的可怜，”他说。
我记忆中最鲜明的景象之一就是每年圣诞节从预备学校，以及后来从大学回到西部的情景。到芝加哥以远的地方去的同学往往在一个十二月黄昏六点钟聚在那座古老、幽暗的联邦车站，和几个家在芝加哥的朋友匆匆话别，只见他们已经裹入了他们自己的节日欢娱气氛。我记得那些从东部某某私立女校回来的女学生的皮大衣以及她们在严寒的空气中嘁嘁喳喳的笑语，记得我们发现熟人时招手呼唤，记得互相比较收到的邀请：“你到奥德威家去吗？赫西家呢？舒尔茨家呢？”还记得紧紧抓在我们戴了手套的手里的长条绿色车票。最后还有停在月台门口轨道上的芝加哥—密尔沃基—圣保罗铁路的朦胧的黄色客车，看上去就像圣诞节一样地使人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