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节日的夜晚,庇拉·特内拉在她的乐园门口看门的时候,坐在藤摇椅上死去了。人们遵照她的遗言,没有给她棺葬,只是在舞池中央挖了一个大坑,让她坐在摇椅上,由八个男人用龙舌兰绳把摇椅吊进坑里。皮肤黝黑的妇女们穿着黑色的丧服,哭得脸色苍白。她们一边为死者祈祷,一边摘下耳环、别针、戒指,扔在墓穴中。末了,人们把一块既无姓名又无日期的石板盖在坑上,并在上面堆起一堆亚马逊山茶花。然后毒死了所有的家畜,用砖头和灰浆把门窗封死,这才四散走开。临走时,他们把庇拉·特内拉的大木箱全带走了。这些箱子内壁糊着圣徒像和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彩画,还糊着她在很久以前偶尔相爱的鬼魂般的情人们的肖像,他们有的屙钻石,有的吃人肉,有的是公海上的加冕牌王。
这已是马贡多历史的尾声。在庇拉·特内拉的坟上,在妓女们唱圣诗拨念珠的和声中,历史陈迹的瓦砾已经在腐烂。自从加泰罗尼亚学者拍卖了书店返回地中海的故乡以后,这种废墟已所剩无几了。这位学者出于对四季如春的故乡的怀念回去了。事先没有人觉察到他这一决定。当初他为逃避战乱,在香蕉公司最兴盛的时期来到了马贡多。那时他所想到的最切实可行的事,就是开那爿出售各种语言的古珍本、善本书店。那些在书店门口排队等候圆梦的人们,偶尔也光顾书店,他们以疑惑的目光浏览着书籍,还以为那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学者在闷热的后店堂里度过了半生,他从小学生练习本上撕下纸片来,然后用紫色墨水涂写了不少笔划繁复的花体字,但谁也不知道他究竟写了些什么。奥雷良诺与他结识的时候,他已经存了两箱这种使人想起墨尔基阿德斯的羊皮书的乱纸片。此后直到他离去,他又塞满了第三箱。因此,说他在侨居马贡多的这段时间里没有干别的事,倒也是不无道理的。他只同四个朋友有过来往,用书跟他们换陀螺和风筝,而且当他们还在念小学的时候,就让他们读塞涅卡[1]和奥维德[2]的作品。他谈论起那些经典作家来如数家珍,仿佛他们都曾同他住过一个房间似的。有许多根本不该知道的事情,他也知道。比如,圣徒奥古斯丁在袈裟里面穿着一件十四年没有脱过的羊毛紧身衣,还有阿纳尔多·德维拉诺瓦,那个关亡师,因为被蝎子蜇了一下,从小就阳痿。他说话时书面语连篇,这使他既受人尊敬又遭人非议,连他的手稿也没有能幸免这矛盾的命运。阿尔丰索为了翻译这些手稿学会了加泰罗尼亚语。他把一卷译文藏在口袋里,他口袋里经常装满了剪报和各种稀奇古怪的手艺课本。一天晚上他在靠卖身糊口的姑娘家里把材料全丢失了。博学的祖父知道后,非但没有追究,反而乐不可支地说,这正是文学作品的自然归宿。然而,当他要返回故里时,却坚持要带上那三箱乱纸片,谁也没能劝阻他。车站上的检票员要他把纸片箱当货物托运时,他竟用卡塔赫那方言破口大骂,直到让他把木箱带进旅客车厢才罢休。“有朝一日人都坐一等车厢而书却进货物车厢,”他说,“那世界就遭殃了。”这是人们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最后准备行装的那个星期过得很不顺利,行期愈近,他的脾气愈坏,谁都猜不透他的心思,而那些曾经烦扰过菲南达的鬼魂都纠缠着他:他放在一个地方的东西,常常会出现在另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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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蛋,”他诅咒道,“去他娘的伦敦宗教会议第二十七条教规!”
赫尔曼和奥雷良诺来帮他的忙。他们象照顾小孩子似地服侍他,用保姆用的别针,把车船票、移民证件别在他的口袋上,还给他写了一张详细的单子,一条条写明从离开马贡多一直到抵达巴塞罗那港所要做的事情。可是,他却不知怎么搞的把一条裤子连同一半钱财扔进了垃圾堆。临行的前一天,他钉完木箱,把衣服往当初带到马贡多来的手提箱里一塞,皱起了蛤蜊似的眼皮,以一种幸灾乐祸的语气,指着他流亡时随身带来的一堆堆书,对朋友们说:
“这堆臭狗屎,我就留给你们了。”
三个月以后,他寄来了一个大信封,里面有二十九封信和五十多张相片,那是他在海上闲得无聊时收集起来的。信上都没注明日期,但写信的次序却很分明。在头几封信中,他以惯常的幽默叙述了旅途中的遭遇:说船上的货运员不让他把三箱纸片放到客舱里,他真想把那人扔到海里去;还说到一位夫人的蠢笨相,她一见到数字十三就惊恐万状,但并不是出于迷信,而是因为在她看来,这是个没完没了的数字;还讲到在吃第一顿晚饭时,他与人打赌打赢了,因为他尝出船上的水有一种莱里达温泉区产的夜甜菜味道。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对船上的事越来越不感兴趣,而不久前在马贡多经历的事,哪怕再平淡无味,也值得他留恋,因为船越走越远,他的回忆也变得忧伤起来。这种日见深切的怀念,在他的相片上也一目了然。在最初几张照片上,他身穿残废人的衬衣,一头白发,背衬着泛着泡沫的加勒比海,看起来很愉快。而在最后几张上,只见他穿着深色大衣,围着一条丝围脖,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离别的愁容。他站在一条沉闷的轮船的甲板上,开始在深秋的洋面上漂流。赫尔曼和奥雷良诺常给他写回信。头几个月他写了那么多信,以至使他俩感到他近在咫尺,比他在马贡多时还近,所以他俩几乎不再为他的离去而恼火了。他回家以后,起初还来信说,家乡一切如故,在他出生的房子里还有粉红色的蜗牛,夹面包吃的鲱鱼干还是原来的滋味,村子里的瀑布黄昏时仍然散发着清香。他又一次用练习本纸当信笺,用紫墨水写上密密麻麻的花体字,还特意给他俩每人各写一段。然而,虽然他自己似乎并没有觉察,他那些情绪恢复后写的热情洋溢的书信,渐渐地变成了失望者的田园诗。冬天的夜晚,当热汤在火炉上沸腾的时候,他怀念着后店堂里的温暖,怀念盖满灰尘的扁桃树林中太阳光的嗡嗡声以及中午困倦时听到的火车鸣笛声,正如当年在马贡多时想念冬日在火炉上沸腾的热汤,想念卖咖啡小贩的叫卖声和春天里掠空飞过的云雀一样。两种乡思象两面镜子相对而立,使他感到茫然,从而失去了那种奇妙的超现实感,他甚至劝所有的人离开马贡多,劝他们忘掉他教给他们的关于世态人情的等等一切知识,叫他们在贺拉斯[3]头上拉屎,还说,无论他们到什么地方去,都应该记住,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一切已往的春天是无法复原的,那最狂乱而又坚韧的爱情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种瞬息即逝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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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瓦罗第一个听从了他的劝告,离开了马贡多。他变卖了一切,连那只抓来关在他家院子里吓唬过路人的老虎也一起卖了。他买了一张永久性车票,登上了一列永远不停止运行的火车。在从沿途车站寄来的许多明信片中,他高声地描述着他从车厢的小窗子里看到的刹那间的事物的印象,犹如把一首瞬间的长诗撕成碎片,扔进了遗忘之中:路易斯安娜棉田里虚幻的黑人;肯塔基蓝色草地上的飞马;亚利桑那地狱般的暮色中的希腊情侣;密执安湖畔画水粉画的穿红套衫的姑娘,她还挥动画笔跟他再见,那与其说是为了告别,不如说是为了期待,因为她不知道她看到的这列火车是一去不复返的。紧跟着出走的是阿尔丰索和赫尔曼,他们离开的那天是星期六,本想星期一就回来的,但一去就杳无音讯。加泰罗尼亚学者离去一年之后,四人之中唯一留在马贡多的就是加布列尔了。他还在到处漂泊,靠着尼格鲁曼塔倒霉的施舍度日。那时,他参加了一家法国杂志举办的答题竞赛,按规定得头奖者可去巴黎旅行一次。杂志是奥雷良诺订的,他帮加布列尔写答案,有时在自己家里写,但大部分时间是在马贡多仅存的一家药房的香水瓶之间,在飘着缬草香味的空气中填写的。药房里住着加布列尔的秘密情人梅尔赛德丝。这是马贡多过去所遗留下来的最后一点东西,它的毁灭尚未完成,因为它还在无限期地毁灭下去,在自身中不断消耗,它每一分钟都在结束自己,但永远也结束不了。镇子死气沉沉到了极点。到了加布列尔中奖,带着两套换洗衣服、一双鞋和一套拉伯雷[4]全集前往巴黎的时候,他不得不自己去招呼火车司机把车停下来让他上去。昔日的土耳其人大街,这时已成了被人遗弃的角落,那里,最后几个阿拉伯人按照他们源渊千古的风俗静坐在门槛上等死。好多年前,他们就卖光了最后一码斜纹布。昏暗的玻璃橱窗里只剩下一些掉了脑袋的模特儿。当年香蕉公司的城镇阿拉巴马,现在成了杂草丛生的荒野。也许在嚼着布拉特维尔醋渍黄瓜的难熬晚上,帕特里夏·布朗还会在她的孙辈面前提起它。接替安赫尔神父的是一个年老的神父,谁也没有费神去打听过他的姓名。他懒洋洋地躺在吊床上盼望着上帝的怜悯,关节炎和忧虑失眠症在折磨着他,此时,蜥蜴和老鼠却正在争夺着隔壁小教堂的继承权。在连鸟儿都把它忘却了的马贡多,尘土飞扬,酷热难忍,叫人透不过气来。奥雷良诺和阿玛兰塔·乌苏拉被孤独的爱情以及爱情的孤独囚禁在由于红蚂蚁的喧闹使人无法入睡的房子里,他们是唯一的幸福的生灵,是世间最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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