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识两年后的某个星期日,他到她家之后,她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为他脱衣服,而是摘掉他的眼镜,以更好地亲吻他,于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明白,她开始爱上他了。尽管从第一次到这所房子的那天起,他就觉得很自在,像喜欢自己家一样喜欢这里,但每次他待的时间都不会超过两小时,也从没有在这里睡过觉,饭只吃过一次,那是她向他发出了正式的邀请。事实上,他每次来,都只是为了那一个目的,带一枝孤零零的玫瑰作为唯一的礼物,完事之后便消失,直至下一次不可预见的机会到来。但就在她为了吻他而摘下他眼镜的那个星期日,一方面因为这个,另一方面也因为两人平静地做完爱后睡着了,他们竟赤身裸·体地在船长那张巨大的床上度过了整个下午。从午觉中醒来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记得那只白鹦鹉的尖叫声,它铜管乐器般凄厉的声音与它美丽的外表背道而驰。但在下午四点的炎热中,一切都静得仿佛透明一般,从卧室的窗子可以望见老城的轮廓——下午的阳光照在它的脊背上——一个个金色的屋顶,还有仿佛在燃烧的通往牙买加的大海。奥森西娅·桑坦德尔伸出一只探险的手,摸索着那只躺卧的猛兽,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她的手移开了。他说:“现在不行,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有人在看着我们。”她又一次用欢快的笑声惊扰了白鹦鹉。她说:“这个借口就连约纳的老婆都不会信[3]。”她当然也不会信,但她承认这是个不坏的说法。于是,两人又静静地温存了许久,没有再做·爱。五点钟时,太阳还高高挂着,她跳下床,一如既往地赤·裸着身体,头上系着薄纱蝴蝶结,想去厨房找点儿喝的东西。但她还没有迈出卧室门一步,便发出了一声惊恐的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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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家中唯独剩下的就只有几盏吊灯了。其余的,诸如带签名的家具、印度地毯、雕塑、戈博兰挂毯,以及无数件珍贵的石头和金属小摆设,所有那些曾让她的家成为全城最赏心悦目、装饰最精美的家之一的东西,所有的一切,甚至连那只神圣的白鹦鹉在内,全都不翼而飞了。东西是从观海露台搬走的,丝毫没有惊扰他们的恩爱。现在,只剩下空空如也的客厅、四扇敞开的窗子,以及靠里的墙上用粗刷子写下的一行字:这就是淫乱之人的下场。罗森多·德拉罗萨船长永远也无法理解奥森西娅·桑坦德尔为什么不去报案,不试图跟那些销赃的商人们联系一下,甚至连提也不让别人再提她这件倒霉事。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继续到被洗劫一空的家里去看她,如今这里的家具只剩下窃贼忘在厨房的三只皮凳子,以及他们当时所在的卧室里的东西。不过,他去看她的次数不像以往那么多了,倒不是因为家当失窃——她曾这样猜想并当面质问过他——而是因为新世纪之初出现了骡子拉的轨道车这种新鲜事物。这种车被他视作盛产零散小鸟的原始巢穴,他每天乘坐四次,两次去办公室,两次回家。有时,倒也当真在车上读点什么,但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假装阅读,伺机为日后的幽会建立起最初的联系。后来,莱昂十二叔叔给了他一辆由两头棕色骡子拉的车,骡子身披金色披挂,就跟为拉法埃尔·努涅斯总统拉车的骡子一样,但他仍旧怀念以前乘坐轨道车的日子,认为那是自己猎艳成果最为丰厚的时期。他是对的:对于秘密的爱情而言,没有什么比等在门口的车子更危险的敌人了。既如此,他便几乎总是把车藏在家里,走着去展开他的新一轮猎捕行动,以免车轮在尘土上留下痕迹。所以,每当他想起那些由毛皮斑驳的瘦骡拉着的老式轨道车时,都无比怀念,在那样的车上,他只需瞟上一眼,就能看出哪儿蕴含着爱情。在无数动人的回忆之中,他最无法忘怀的是与某只无依无靠的小鸟间的一段故事。他不知道她的名字,因为他们只在一起度过了半个疯狂的夜晚,但仅仅这半个夜晚就足以让他余生都对狂欢节上无知的混乱心有余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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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轨道车上,她面对游行人群的喧闹所表现出的无动于衷吸引了他。她应该还不到二十岁,若不是装扮成了一个残疾人,真看不出她对狂欢节有丝毫热情。她的长发又亮又滑,自然地披在肩上,身上是一件没有装饰的普通麻布长袍。街上音乐嘈杂,人们互相撒着一把把大米粉,每当轨道车经过时,人们都往乘客身上泼洒颜料,在那疯狂的三天,轨道车的骡子也用淀粉涂成了白色,还戴上了花环。然而对这一切,她仿佛全然无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趁着混乱,邀请她去吃冰激凌,因为怕她不会接受更多的要求。她看了看他,没有表现出丝毫惊讶,说:“我很乐意接受,但我要先提醒您,我是个疯子。”对这个出其不意的回答,他笑了,接着便把她带到冰激凌店的阳台去看彩车游行。之后,他穿上租来的斗篷,两人钻进海关广场跳舞的人群。他们在一起陶醉的样子就像一对新结合的恋人,因为她的冷漠在夜晚的喧闹中一扫而光,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她跳得像专业舞者一样,在人群中显得格外大胆且富有想象力,具有一种令人倾倒的魅力。
“你不知道和我搅在一起的麻烦。”在狂欢节的狂热中,她一边笑得要死,一边喊道,“我是疯人院里的疯子。”
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来说,那晚仿佛回到了年轻时还未遭遇爱情不幸的纯真胡闹之中。然而他知道,易得的幸福无法持久,这点体会更多地是源自教训而非经验。夜晚的狂欢将在颁出最佳化装奖后开始消退,在那之前,他向姑娘提议到灯塔去看黎明。她高兴地答应了,但说要等到颁奖之后。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很肯定,正是她的拖延救了自己一命。当姑娘最终向他示意一起去灯塔的时候,圣牧羊女疯人院的两名看守和一名女护士一下子扑到了她的身上。自从她下午三点逃跑后,他们就一直在找她,不只是他们,城里所有的警察也都在找。她用一把从园丁那里抢来的砍刀,砍掉了一名守卫的脑袋,又重伤了另外两名,只因为她想出来到狂欢节上跳舞。但谁也没想到她就在大街上,还都以为她会藏在某幢房子里,他们地毯式地搜查了无数幢房子,甚至连地下雨水池都没放过。
带走她可真不容易。她用一把藏在贴身背心里的修枝剪自卫,六个男人一起才给她穿上了紧身衣,拥挤在海关广场的人群开心地鼓掌哄笑,以为这血腥逮捕的场面是狂欢节刻意上演的无数闹剧之一。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心痛如绞,从圣灰星期三开始就一直徘徊在圣牧羊女大街,手里拿着一盒要送给她的英国巧克力。他看着那些被囚禁的疯女人从窗口向他嚷出各种辱骂或哀求的话,而他向她们晃着手中的巧克力,希望能恰巧碰上她也出现在铁窗前。但他始终没有再见过她。几个月后,他走下骡子轨道车时,一个由父亲领着的小女孩向他索要盒中的一块巧克力。父亲责备了她,并向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道歉。可他却把整盒巧克力都给了小女孩,期望这个举动能帮他从所有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他拍了拍那位父亲的肩膀,让他放心。
“它原本是为一份已经见了鬼的爱情准备的。”他说。
仿佛命运要给他以补偿,同样是在骡子轨道车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认识了莱昂娜·卡西亚尼。她是他生命中真正的女人,尽管两人始终都不知道这一点,也从未做过爱。他乘五点钟的轨道车回家,在看见她之前便感觉到了她的存在:那是一道结结实实的目光,仿佛一根手指似的触动了他。他抬起眼,看见她坐在车子的另一端,在乘客中显得十分出众。她并没有把目光移开,而是恰恰相反,继续无所避忌地盯着他。毫无疑问,他不能不这样想,这个年轻漂亮的黑女人是个妓女。他决意不去理会她,因为他想象不出有什么比花钱买爱情更可耻:他从没有这样做过。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轨道车的终点站车站广场下了车,然后飞快地消失在商业区的迷宫之中,因为母亲在等他六点钟回去。而当他从人群的另一头穿出来时,身后传来了女人的高跟鞋踩在石砖上的欢快声响,他回过头去,证实了自己早已猜到的事:是她。她装扮得和版画上的女奴一样,穿一条荷叶长裙,走过街上的水坑时要用跳舞般的姿势提起裙角,领口开得很大,露出了双肩,脖子上戴着一大串五颜六色的项链,头上包着白色头巾。这样的女人他在小旅馆见过。她们常常在下午六点才只吃过早餐,于是别无他法,只能拿色相来充当拦路劫匪的尖刀,把它架在街上遇到的第一个男人脖上:要么一夜良宵,要么性命不保。为了做最后的验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掉转方向,钻进了空无一人的麦仙翁巷,而她仍旧跟着他,且越跟越近。于是,他停下脚,转过身,双手拄着雨伞,在人行道上挡住了她的去路。她在他面前站住了。
“美人儿,你弄错了,”他说,“我是不会就范的。”
“您一定会,”她说,“从您脸上就看得出来。”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想起了从小听家庭医生,也就是他的教父,就他的长期便秘发表的一句言论:“世上的人分两种,大便通畅的和大便不通畅的。”在这一信条的基础上,医生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性格的理论,自认为比星象学还要准确。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随着阅历的丰富,从另一角度改写了这个理论:“世上的人分两种,会勾搭的和不会勾搭的。”他不信任后面这种人:他们一旦越轨,便觉得这件事太不可思议,于是四处炫耀爱情,就好像那是他们刚刚发明出来的似的。而经常做这种事的人恰恰相反,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这个。他们感觉良好,也守口如瓶,因为知道谨言慎行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他们从不谈论自己的丰功伟绩,也不向任何人吐露秘密,反而装出一副对这种事漠不关心的样子,以致常常招来性无能、性冷淡,甚至不男不女的名声,就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这样。但他们乐意将错就错,因为这种误解同样也能保护他们。他们是秘而不宣的共济会组织,全世界的成员都能认出彼此,根本不需要讲同一种语言。因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姑娘的回答并不惊讶:她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她也很清楚,他知道她知道。
这是他一生的错误:他的良心在此后每天的每时每刻都这么提醒他,直到他生命的末日。她想向他恳求的不是爱情,更加不是用金钱来交换的爱情,而是加勒比河运公司里的一份工作,不管做什么,也不管工资如何,随便什么样的工作都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自己的行为万分羞愧,于是把她带到了人事部门的头儿那里。头儿在总务处给她安排了一个最低等的职位,而她却抱着严肃认真、谦卑奉献的态度,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三年。
从创建之日起,CFC的办公室就位于内河码头的对面,那里与海湾另一侧的远洋轮船港口截然不同,也不同于灵魂湾的市场泊船处。那是一座木制楼房,双坡锌顶,只在正面有一个用石柱支撑的长长的阳台。房子四面都有装着铁丝网的窗子,从屋里就能看到码头上停着的所有船只,与看挂在墙上的图表无异。当初建造房子时,德国先驱们把锌顶漆成了红色,四周的木墙则涂了耀眼的白,为的是让整座楼看上去就像一条内河船。后来,人们又把它整个儿漆成了蓝色,而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进公司时,这座楼已变成了一个落满灰尘、说不清是什么颜色的棚屋,生锈的屋顶上,补丁摞补丁。楼后是一个砂土院子,围着鸡笼用的那种六角网眼铁丝网,里面有两个较新的大仓库,仓库后面则是一条堵死了的下水道,又脏又臭,半个世纪的河运垃圾都在那里腐烂:各种古旧船只的残骸,从西蒙·玻利瓦尔剪彩下水的原始单烟囱船,到舱室装有电风扇的较新的船。其中大部分已被拆散,零部件用到了其他船上,但也有不少还相当完好,似乎只要动手刷刷漆,便可以下海航行,都用不着吓跑船上的鬣蜥,或除去那些让这一条条旧船看上去更加伤怀的茂盛的大黄花。
楼顶层是管理处,一间间的办公室都很小,但很舒服,设备齐全,就像轮船上的舱室,因为它们并非由城市建筑师而是由造船工程师设计的。走廊的尽头,莱昂十二叔叔就像一名普通员工,在一间和所有人的办公室相同的屋里办公,唯一的区别,就是他每天清早都能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到一束插在玻璃瓶里的随便什么种类的芳香四溢的鲜花。底层是旅客接待处,先是一间摆放着粗糙板凳的候船室,以及一个售票和行李托运的柜台。再往里才是混乱的总务处,单是这名字就给人一种职能模糊的感觉,那些其余部门无法解决的问题最终就送到这里来不了了之。那天,莱昂十二叔叔亲自来此,想看看到底能不能想出什么见鬼的办法,好让总务处起点作用,而当时,莱昂娜·卡西亚尼就默默地坐在一张堆满了玉米袋和无法处理的文件的小桌后面。在对满屋子全体职员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询问、理论假设和具体调查后,莱昂十二叔叔懊恼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因为这一趟不仅确定了那种种问题根本找不到解决方案,而且雪上加霜,又发现了各种无法解决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