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伦敦的旅途上，关于思特里克兰德我又想了很多。我试着把要告诉他妻子的事理出一个头绪来。事情办得并不妙，我想象得出，她不会对我感到满意的，我对自己也不满意。思特里克兰德叫我迷惑不解。我不明白他行事的动机。当我问他，他最初为什么想起要学绘画的时候，他没能给我说清楚，也许他根本就不愿意告诉我。我一点儿也搞不清楚。我企图这样解释这件事：在他的迟钝的心灵中逐渐产生了一种朦胧模糊的反叛意识。但是，一件不容置疑的事实却驳斥了上述解释：他对自己过去那种单调的生活从来没有流露出什么厌烦不耐啊。如果他只是无法忍受无聊的生活而决心当一个画家，以图挣脱烦闷的枷锁，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极其平常的事；但是问题在于，我觉得他绝对不是一个平常的人。最后，也许我有些罗曼蒂克，我想象出一个解释来，尽管这个解释有些牵强，却是唯一能使我感到满意的。那就是：我怀疑是否在他的灵魂中深深埋藏着某种创作的欲·望，这种欲·望尽管为他的生活环境掩盖着，却一直在毫不留情地膨胀壮大，正象肿瘤在有机组织中不断长大一样，直到最后完全把他控制住，逼得他必须采取行动，毫无反抗能力。杜鹃把蛋下到别的鸟巢里，当雏鸟孵出以后，就把它的异母兄弟们挤出巢外，最后还要把庇护它的巢窝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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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奇怪的是，这种创作欲竟会抓住了一个头脑有些迟钝的证券经纪人，可能导致他的毁灭，使那些依靠他生活的人陷入不幸。但是如果同上帝的玄旨妙义有时竟也把人们抓住这一点比起来，倒也不足为奇。这些人有钱有势，可是上帝却极其警觉地对他们紧追不舍，直到最后把他们完全征服，这时他们就抛弃掉世俗的欢乐、女人的爱情，甘心到寺院中过着凄苦冷清的生活。皈依能以不同的形态出现，也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实现。有一些人通过激变，有如愤怒的激流把石块一下子冲击成齑粉；另一些人则由于日积月累，好象不断的水滴，迟早要把石块磨穿。思特里克兰德有着盲信者的直截了当和使徒的狂热不羁。
但是以我讲求实际的眼睛看来，使他着了迷的这种热情是否能产生出有价值的作品来，还有待时间证明。等我问起他在伦敦学画时夜校的同学对他的绘画如何评价的时候，他笑了笑说：
“他们觉得我是在闹着玩。”
“你到了这里以后，开始进哪个绘画学校了么？”
“进了。今天早晨那个笨蛋还到我住的地方来过——我是说那个老师，你知道；他看了我的画以后，只是把眉毛一挑，连话也没说就走了。”
思特里克兰德咯咯地笑起来。他似乎一点也没有灰心丧气。别人的意见对他是毫无影响的。
但是这里却有一个真正不计较别人如何看待他的人，因而传统礼规对他一点也奈何不得。他象是一个身上涂了油的角力者，你根本抓不住他。这就给了他一种自由，叫你感到火冒三丈。我还记得我对他说：
“你听我说，如果每个人都照你这样，地球就运转不下去了。”
“你说这样的话实在是太蠢了。并不是每个人都要象我这样的。绝大多数人对于他们做的那些平平常常的事是心满意足的。”
我想挖苦他一句。
“有一句格言你显然并不相信：凡人立身行事，务使每一行为堪为万人楷模。”
“我从来没听说过，但这是胡说八道。”
“你不知道，这是康德说的。”
“随便是谁说的，反正是胡说八道。”
对于这样一个人，想要诉诸他的良心也是毫无效果的。这就象不借助镜子而想看到自己的反影一样。我把良心看作是一个人心灵中的卫兵，社会为要存在下去制订出的一套礼规全靠它来监督执行。良心是我们每人心头的岗哨，它在那里值勤站岗，监视着我们别做出违法的事情来。它是安插在自我的中心堡垒中的暗探。因为人们过于看重别人对他的意见，过于害怕舆论对他的指责，结果自己把敌人引进大门里来；于是它就在那里监视着，高度警觉地卫护着它主人的利益，一个人只要有半分离开大溜儿的想法，就马上受到它严厉苛责。它逼迫着每一个人把社会利益置于个人之上。它是把个人拘系于整体的一条牢固的链条。人们说服自己，相信某种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甘心为它效劳，结果沦为这个主子的奴隶。他把他高举到荣誉的宝座上。最后，正如同宫廷里的弄臣赞颂皇帝按在他肩头的御杖一样，他也为自己有着敏感的良心而异常骄傲。到了这一地步，对那些不肯受良心约束的人，他就会觉得怎样责骂也不过分，因为他已经是社会的一名成员，他知道得很清楚，绝对没有力量造自己的反了。当我看到思特里克兰德对他的行为肯定会引起的斥责真的无动于衷的时候，我就象见到一个奇异的怪物一样，吓得毛骨悚然，赶快缩了回去。
那天晚上在我向他告别的时候，他最后对我说的话是：
“告诉阿美，到这儿来找我是没有用的。反正我要搬家了，她是不会找到我的。”
“我的看法是，她摆脱开你未尝不是件好事，”我说。
“亲爱的朋友，我就希望你能够叫她看清这一点。可惜女人都是没有脑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