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斯特林·惠特曼说道。
“你不知道？”内尔斯·古德莫德森问。鱼叉还在他手里,但现在他将它放在自己和那位血液科专家之间的证人席狭长边缘上。
“医生,”他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检验死者尸体的验尸官在报告里提到‘在死者右手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虎口内侧到手腕外侧有一道轻微的伤口’。换句话说,手掌上有伤口。卡尔·海因的右手掌上有一道很普通的伤口。惠特曼医生,像那样的一道伤口有没有可能——如果那只手握着鱼叉柄这个位置的话——就是那道伤口导致你提到的B型阳性血渗入木头里的呢？这有没有可能,医生？有没有？”
“是的,有可能,”斯特林·惠特曼答道,“但我不知道。我的工作只是按莫兰治安官说的检验那血迹。而我发现鱼叉上的是B型阳性血。至于怎么弄上去的,我完全不知。”
“呃,”内尔斯·古德莫德森说,“谢谢你这么说。你说过,每十个白种男性中有一个是B型阳性血型,是不是？也就是说,在一座像我们这样的岛屿上,大概有二百个男人是这种血型,是吗,医生？这么说对吗？”
“是的,我想是的。这座岛上百分之十的白种男性。它——”
“那么这种概率在日裔男性中不会高点吗,医生？在岛上的美籍日裔公民中B型阳性血型的概率是不是会高一点儿呢？”
“是的,会高一点儿。大约百分之二十。但是——”
“百分之二十,谢谢,医生。那么这个岛上有B型阳性血的男人真不是个小数目呢。但是为了说明问题,让我们再假设一下,假设鱼叉上的血迹的确是卡尔·海因的,虽然事实上它可能是岛上几百个男人中的其中一个的——让我们暂且做个假设好了。在我看来,它沾在上面至少有两种可能的情况。它可能来自死者的头部,也可能来自他手上的那道普通伤口——头部或手掌,医生,两者都有可能。那么,考虑到那血迹是在鱼叉的手柄端,在人们通常用手握着的地方,考虑到你在上面只看到血迹,却没有看到骨头或者头皮或者发丝——我想那应该是头部创伤会留下的痕迹——你觉得哪种情况更有可能？鱼叉上的血迹,如果说它是卡尔·海因的,那它到底是来自他的头部还是手掌呢？”
“我不知道。”斯特林·惠特曼说道,“我只是血液科的医生,不是侦探。”
“我并不是要你做侦探,”内尔斯说道,“我只是想知道哪一种情况更有可能？”
“手掌,我想是。”斯特林·惠特曼承认道,“我想手掌的可能性大于头部。”
“谢谢,”内尔斯·古德莫德森说道,“很感谢你排除重重困难来到这里,并告诉我们这些。”他转身离开证人,走向艾德·索姆斯,将鱼叉递给他。“你可以收起来了,索姆斯先生,”他说,“谢谢你。我们用完了。”
三个渔民——戴尔·米德尔顿、凡斯·寇普和伦纳德·乔治——都出庭作证,证明在九月十五日晚上见过卡尔·海因的船——苏珊·玛丽号——在船舰湾的捕捞区撒了网。此外,他们也看见了宫本天道的船,海岛人号,在同一片海域,差不多是相同的时间段。伦纳德·乔治解释说,船舰湾和岛上的渔民捕捞鲑鱼的其他很多地方一样,因为海底地形狭窄,渔民捕鱼的时候经常能看见彼此,移动船只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以免在多雾的夜晚——初秋季节的岛县经常大雾迷蒙——经过别人撒网的区域时螺旋桨缠上别人的网,将别人的网扯坏。正因如此,那晚八点到八点半的时候,伦纳德在船舰湾还是认出了苏珊·玛丽号和海岛人号,尽管当时有雾。他回忆说,他开过去的时候看见海岛人号开过来,十分钟后,他又遇上了苏珊玛丽号,看见卡尔·海因正从卷网机上将网退出来,朝他的篝灯的反方向开去。也就是说,他们在同一水域捕鱼,卡尔向北走得更远一点儿,处于下流:离船舰湾因之得名的航道线近一千码。
内尔斯·古德莫德森问伦纳德·乔治,刺网渔船的渔民在海上登上别人的船是不是常有的事。“绝对不是,”伦纳德回答,“他们没什么理由那么做。除非你电池里的电用完了,别人借个电池给你。除此之外,没别的原因。如果你受伤了,船抛锚了,或者有别的什么情况,也有可能。否则你是不会和任何人扯到一起去的。自己做自己的事。”
“他们在海上的时候会吵架吗？”内尔斯问,“我听说他们会。刺网渔船的船民们。乔治先生,海上会有争执吗？”
“当然会有。”伦纳德说,“如果有人加塞儿——”
“加塞儿？”内尔斯打断他,“你可以简单解释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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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纳德·乔治回答说刺网的构成有上缘和下缘；网的下缘叫水砣绳——上面缀着很多小铅块,以便让它可以沉下去——上缘叫软塞绳:软木塞的浮力让它浮在水面上,所以从远处看,刺网看上去就像一排软木塞,从船尾一直延伸到警示用的篝灯。如果有人在你的上游拉一道网的话,他就是在你前面“加了个塞儿”,不等那些鱼游到你这边来就会被他截去,那样就麻烦了,伦纳德说,那样你就只好收网,开船超过他,到上游的某个地方重新下网,但那样的话,那个家伙可能又会跑到你前面去,那样只会浪费你们两个人的捕鱼时间。不过,即便如此,伦纳德指出,他们还是不会上对方的船。不会,他从没听说过。各人干各人的活儿,除非你遇到了紧急情况,需要别人的帮助。
那天上午休庭时间结束后,阿尔文·胡克斯唤二级军士长维克特·梅布尔斯出庭作证。梅布尔斯军士长穿着一套绿色军装,佩戴着第四步兵师的徽章。他佩戴着神枪手和步兵徽章。梅布尔斯军士长的大衣上的铜纽扣、衣领上的领章、胸前的徽章反射着审判室里本就微薄的光亮。梅布尔斯军士长超出标准体重三十五磅,但穿着制服依然显得仪表堂堂。超出的体重分布匀称,梅布尔斯是个孔武有力的人。粗短的胳膊、几乎看不见的脖子、一张胖嘟嘟、永远透着稚气的脸,剃着板寸头。
梅布尔斯军士长告诉法庭他自一九四六年便被派到伊利诺伊斯州的谢里丹要塞,在那里专司训练作战部队。在那之前,他曾在密西西比州的谢尔比军营训练兵士,一九四四年参加了对意大利的战争,一九四五年也是。他在阿诺河畔的战役中负过伤——德军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腰背部,险些伤及脊椎——因此得过紫心勋章。他说他也曾在里窝那和露西安娜,见过四四二团——被告所在的日裔军团——在哥德防线 [1] 一带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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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布尔斯军士长当年曾训练过成千上万士兵的搏击术。搏击是他的专长,他说；他也负责过其他方面的训练,但最擅长的还是这个。梅布尔斯军士长回忆道,一九四三年年初,由日裔小伙子组成的四四二团在谢尔比军营开始受训。那都是些从集中营来的小伙子,将被派去欧洲战场的新兵,其中就有被告,宫本天道。
在站在面前的数千新兵中,他记住了天道,因为……一段特别的插曲。那是二月的一个下午,在谢尔比军营的训练场上,梅布尔斯军士长站在十个班的受训士兵中间——十个由日裔男孩组成的班,所以在讲解拼刺刀的动作要领时,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百张日本人的面孔。梅布尔斯军士长告诉士兵,按照美国军队的方针,他们应当保全性命,留到战场上去拼杀,因此训练期间,他们将用木制武器代替真正的武器。同时要求戴上头盔。
他先示范了一下刺杀的动作,然后问有没有人自愿上来配合一下。就在那时,他见到了被告。一个年轻人从一圈受训士兵中走出来,走到他面前,微微鞠了一躬,然后敬礼,并大声喊道:“长官！”“首先,”梅布尔斯军土长纠正他,“你不必向我敬礼,叫我‘长官’。我只是一个服役的士兵,和你一样——一个上士,不是军官,也不是上校。第二，部队里不鞠躬。这儿有很多的长官,你要向他们敬礼,但不需要鞠躬。这不是军队里的做法。至少美国的军队里不是。不是。”
梅布尔斯军土长给了宫本一支木头枪,扔给他一顶头盔。那小子话语中带了点挑衅的意味,他听出来了。对于这个年轻人,他已略有耳闻,在基础项目的训练中他已经小有名气了,是个好斗的人,总是一副严肃的神情,透着杀气。这样的士兵梅布尔斯见得多了,从来没有被他们的年轻气盛吓倒过,其中能让他留下印象或视为敌手的屈指可数。“搏斗中,敌人可不会静静地待在那儿不动,”他注视着那个男孩,说道,“击打模型和沙袋是一回事,但和一个训练有素、会动的人搏斗又是另一回事。所以,”他告诉聚集在一起的新兵,“你要想办法避开刺向你的模型刺刀。”
“明白,长官。”宫本天道说道。
“不要叫，‘长官’。梅布尔斯军士长说道,“下不为例。”
他告诉法庭，他感到非常惊讶——简直是震惊,他根本击不中被告,宫本天道没怎么动,却能够躲开他刺的每一枪。那一百个日裔新兵默默地看着,看不出到底该支持哪一方。梅布尔斯继续用木枪发动攻击，但宫本天道却将他手里的木枪击落在地。
“很抱歉。”宫本说道,蹲下去捡起木枪递给上士。然后又鞠了一躬。
“不必鞠躬,”上士重申，“我告诉过你。”
“我这么做是出于习惯,”宫本天道说道,“和别人比试时我习惯冲他鞠个躬。”然后,有点儿突然地,他拿起木枪,直逼着梅布尔斯军士长的眼睛,微微一笑。
势无可避,梅布尔斯军士长只得默然接受,和被告进行搏斗。搏斗只持续了三秒钟。他一出招,就失去了平衡,栽倒在地上,对方枪尖指着他。枪尖随即移开了,被告鞠了一躬,伸手将他拉起,并将枪递给他。“你的枪,军士长。”
自那以后,梅布尔斯军士长抓住这个机会向这位剑道高手学起了剑道。他不笨——他坦然告诉法庭,因此从宫本那里学到了能学到的一切,包括鞠躬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梅布尔斯军士长成了剑道高手,战后在谢里丹要塞教突击队剑术。以他作为日本传统搏击术专家的身份,梅布尔斯军士长可以很确定地说,被告绝对有能力用鱼叉杀死一个块头比他大得多的人。事实上,据他所知,很少有人能抵挡得住宫本天道发起的攻击——一个完全没受过剑道训练的人当然全无招架之力。以梅布尔斯军士长的经验来看,他是一个既有精湛的搏击技巧,又有对别人施加暴力的意愿的人。不,如果听说宫本天道用鱼叉杀死了一个人,梅布尔斯军士长是丝毫不会感到吃惊的。他完全有能力做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