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到内尔斯·古德莫德森向苏珊·玛丽·海因提问的时候,他站得离证人有一些距离:他不想离这样一个悲惨、性感的美丽女人太近,以免被人认为好色。他很清楚自己一把年纪了,如果他不和苏珊·玛丽·海因保持一点儿距离,并做出一副冷漠超然的样子,是很容易引起陪审员的反感的。上个月,安纳柯蒂斯的医生告诉内尔斯,他的前列腺有增生,需要通过外科手术来切除,他以后都可能不能射精了。那个医生问了内尔斯一些尴尬的问题,而他则被迫承认了一个令自己感到羞辱的事实:他已经没法勃起了。他可以短暂地勃起,但不等他有快·感,它就在他的手里萎掉了。最糟糕的还不是这个,而是一个像苏珊·玛丽·海因这样的女人让他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打量着站在证人席上的她,他觉得很失败。他再也不可能再向任何女人展示他作为情人的优点和价值了——即便是镇上他认识的那些和他年龄相仿的女人——他已经没有那种价值了,他不得不在心里承认——作为情人他完全是过去时了。
内尔斯看着苏珊·玛丽·海因,想起自己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到如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他简直不太相信事情会这样。他七十五岁了,被困在一具日渐衰朽的躯壳里。睡眠和撒尿对他来说都显得困难。他的身体已经背叛了他,大多数他曾经不在话下的事情都不太可能了。面对这样的处境,人也许很容易变得暴躁,但内尔斯决定不在无法逆转的生命规律面前做那些无谓的挣扎。他的确是个有智慧的人——如果你想这么说的话——虽然他知道多数老人根本不明智,他们只是戴了一张薄薄的智慧的面具,作为对抗这个世界的盾牌而已。其实,年轻人想从年龄的增长中获得的那种智慧并不能从生活中获得,不管他们活了多少年。他希望他能告诉他们这一点,而不招致他们的讥笑或同情。
内尔斯的妻子死于结肠癌。在她生前,他们相处得并不是特别好,但他还是很想念她。有时候他会坐在公寓里独自啜泣,清空心中的自我怜悯和懊悔。有时候,他会试图做一些不成功的自·慰,希望能重新找到让他深感痛心的失去的那部分自己。极少的时候,他说服自己他能做到,年轻的那个他依然深藏在他的身体里。多数时候他都接受这不是事实,然后用各种方法来安慰自己,却都是徒劳。他爱上了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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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爱下棋。他对自己的职业倒不是很在意,但他知道自己擅长做这一行。他爱阅读,他知道自已阅读的习惯是偏执的、神经质的,他告诉自己如果他读点不像报纸杂志那样肤浅的东西的话,他可能真的会好起来的。问题是他根本无法集中精神读“文学”,不管他内心有多么敬仰它。确切地说,不是《战争与和平》让他觉得无聊,而是他的思想根本不能集中在那上面。另一个缺陷:他的眼睛只能给他提供半个世界的视野,阅读会使他的神经衰弱症发作,让他的太阳穴突突地跳。他感觉他的智力也在退化——虽然对此没人能做出准确判断。但他的记忆力确实没有以前年轻的时候好了。
内尔斯·古德莫德森将大拇指插在背带裤的襻带后面,以探究的眼神看着证人。“海因太太,”他说,“九月九日,也就是星期四的时候,被告出现在你家门前的台阶上,是吗？刚才你是这么说的吗？”
“是的,古德莫德森先生,没错。”
“他说要和你丈夫谈点事，就吗？”
“是的。”
“他们是出去谈的？没有在房子里说什么？”
“是的,苏珊·玛丽说道,“他们出去谈了。在我们的田地里,,谈了大约三四十分钟。”
“我明白了,”内尔斯说道,“你没有在他们旁边吗？”
“没有,”苏珊·玛丽说道,“我不在旁边。”
“那你有没有听到一点儿他们谈话的内容呢？”
“没有。”
“也就是说,谈话的内容你并不是亲耳听的——是这样吗,海因太太？”
“我所知道的是卡尔告诉我的。”苏珊·玛丽答道,“我没有听到他们的谈话。没有。”
“谢谢。”内尔斯说道,“我很关心这一点。你没有听到谈话,却在为谈话的内容提供证明。”
他捏了捏自己喉部松弛的皮肤,用那只好的眼睛看向菲尔丁法官。用手托着脑袋的法官打了个哈欠,漠然地回看着他。
“那么,”内尔斯说,“海因太太,我们可以这么说,你丈夫和被告一边走一边谈,而你没有跟去。是这样的吗？”
“是的。”
“三四十分钟后你丈夫回来了。是不是,海因太太？”
“是的。”
“你向他询问过他和被告谈话的内容吗？”
“是的。”
“他告诉你他们两个谈了土地的问题？就是二十多年前你婆婆卖给奥莱·乔金森的那块地？就是被告童年时家住的那块地？是这样的吗,海因太太？”
“是的,”苏珊·玛丽答道,“就是这样。”
“你和你丈夫当时刚付了买那块地的定金。是那样的吗,海因太太？”
“是的,我丈夫付了定金。”
“让我们想想,”内尔斯·古德莫德森说,“九月六日星期一,是劳动节,七日星期二的时候,乔金森先生将他的那块土地挂出来出售……然后在星期三,九月八日,你丈夫和乔金森先生签订了买卖合同,是吗？”
“应该是的,”苏珊·玛丽说道,“星期三那天好像是八号。”
“然后,第二天,被告去了你家？是星期四,九月九日吗？”
“是的。”
“好的,”内尔斯·古德莫德森说道,“你已经证明在九日下午被告出现在你家门口,他和你丈夫一边散步一边谈话,但他们谈话时你并不在场。我说得对吗,海因太太？”
“是的,你说得对。”
“然后,”内尔斯说道,“那天下午被告离开后,你和你丈夫坐在廊下谈话了？”
“是的。”
“你丈夫显得不愿意谈论他和被告谈话的内容？”
“是的。”
“你追问他了？”
“是的。”
“他告诉你他向被告表示愿意仔细考虑一下这件事？表示他会考虑一下是否将那七英亩地卖给宫本先生？或者是让乔金森先生这么做？”
“是的。”
“他告诉了你他担心他母亲的反应,如果他将地卖给被告的话？你是这么说的吗,海因太太？”
“是这么说的。”
“但他真的考虑做这样的交易吗？”
“是的。”
“那么他也同样向被告表示过这个意思？”
“是的。”
“也就是说,九日那天宫本先生离开你家的时候,他从你丈夫那里得到的回答,是你丈夫还是有可能将那七英亩地卖给他的。”
“没错。”
“你丈夫告诉过你他鼓励宫本先生相信有这样的可能吗？”
“鼓励？”苏珊·玛丽·海因答道,“这个我不知道。”
“让我这样说好了,”内尔斯说道,“你丈夫没有明确地说不？他没有引导被告相信他完全没有可能拿回他家的地,是不是？”
“没有。”苏珊·玛丽答道。
“换句话说就是,他鼓励宫本先生相信至少还是有这个机会的。”
“我猜是的。”苏珊·玛丽说道。
“不在谈话现场,我想你只能猜了,”内尔斯说,“海因太太,你只能将你丈夫告诉过你的告诉法庭。话也许不会百分百准确,因为如你所说,你丈夫知道你对搬家的事不太同意,可能会改换他和宫本先生谈话的语气和内容——”
“反对,”阿尔文·胡克斯插话道,“有争议。”
“反对有效,”法官说道,“古德莫德森先生,不要扯远话题。你只能问证人和她的证词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问题。不能说到别的——这你知道的。请继续发问。”
“很抱歉。”内尔斯答道,“好吧,海因太太,请原谅。你丈夫和被告小时候是在一起长大的,我说得对吗？”
“就我所知,是的。”
“你丈夫以前有没有提到过他,作为邻居、一个年少时期的熟人？”
“提到过。”
“他有没有告诉过你他们在十一二岁时一起去钓鱼？或者在同一个中学棒球队或者足球队里打球？或者多年里一起乘同一辆校车上学？他有没有说起过这些,海因太太？”
“我想他说过。”苏珊·玛丽说道。
“嗯,”内尔斯说着又拉了拉喉咙处褶皱的皮肤,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海因太太,”他说道,“刚才你提到官本先生的‘臭脸’可能是针对你婆婆的。你记得这么说过吗？”
“是的。”
“你没有说过被告用同样的眼神看过你,是吗？我记得没错吧？”
“没有,我没那么说过。”
“也没有那样看过你丈夫吗？你说过他用阴森的眼神看着你丈夫吗？还是只是你婆婆提到过有那样的事？”
“我不能代表他们说话,”苏珊·玛丽答道,“我不知道他们以前的事。”
“当然,”内尔斯说道,“我也不想要你代表他们说话。只是刚才——胡克斯先生向你提问的时候——你似乎很乐意那么做,海因太太。所以我想我或许也能试试。”他微笑道。
“好了,菲尔丁法官打断他,“行了,古德莫德森先生。请继续提问,要么就坐回去。”
“法官大人,”内尔斯答道,“有很多的道听途说被当成了证据。我必须指出来。”
“是的,”法官说道,“很多道听途说的话——但你没有指出来,古德莫德森先生。因为你知道根据法律规定,海因太太有责任汇报她和她被害的丈夫之间的谈话内容。不幸的是他自己不能说了。海因太太发了誓要讲真话。作为法庭,我们没有选择,只能取信她所告诉我们的。”他慢慢地转向陪审员“这里涉及的是一项叫作《死亡条例》的法律，这个名字不太好听。”他解释道,“正常情况下,它禁止和死者有过谈话的人出庭作证——也就是说我可以将刚才的证词视为道听途说,不予取信——因为涉及的个人已经死亡。但是,在刑事案件中,《死亡条例》并不禁止这类的证词,这一点古德莫德森先生你很清楚。不过,坦率地说,《死亡条例》是造成了一个……法律上的可疑区。我相信,古德莫德森先生想要指出的正是这一点。”
“是的,”古德莫德森先生说道,“这正是我想指出的。”他向法官点头致意,扫了一眼陪审团的成员,然后转身看着宫本天道。他还笔直地坐在被告席的桌前,手齐整地叠放在身前。就在这时,审判室的灯闪了一下,又闪了一下,然后灭了。皮尔索路上有棵树倒了下来,扯断了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