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出现的时候，机村没有电话已经很久了。
还没有人民公社的时候，机村就有了一部电话。黑黑的机身，同样颜色的话筒放在机身上方的一把叉子上，电话铃叮叮一响，拿起话筒来，就可以开口说话，再把话筒放回到叉子上，任那边喊破喉咙，这边就什么也都听不到了。必须说清楚的是，听到不想听的话，就放下话筒，是机村少数几个有资格接电话的人，偶尔会有却从未实现的想象。上面牵了几十公里长的线，安了这么一部电话，就是方便传达各种指示，人家讲话的时候你还敢放下？
那部曾经的电话安置在生产队仓库里。
仓库是一座大房子。大房子里隔出许多间小仓房，里面装着或者没有装小麦与豆子。在那些小间仓房之间，就算是生产队的办公室了。开个小一点的会什么的，就在这个地方了。窗户下面，那部电话像只哑巴猫一样趴在桌上。遇到特殊的情况，还要有人不分昼夜守在电话机旁。守？不对。又不是一个猎人下了套子等猎物伸着脖子钻将进来。守电话有一个专门的词，一个外边传进来的词，“值班”。
北京城里要发布最新最高指示了，要发表什么呢？不知道，那就派人值班，等电话铮铮然响起。要预防地震了，也要派人守着电话。还有两三次，说是从天上空投下来美蒋特务，民兵们四处站上岗哨，更是要派人值班。当然，没有一次抓到过特务。只有一次从树林里找到了一个被松树枝杈戳破的大气球。气球下听说挂了不少传单。传单上写了什么？嘘——这样的事情可不敢随便打听呀！那样的时候，电话一晚上铮铮然响个十遍八遍。仓库门口站着表情十分严肃的持枪民兵，那铃声会让人产生心惊肉跳的感觉。
还有一次大家都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不要说电话机有拿枪的人守着，从城里、从镇上逶迤而来的每一根电线杆子下，都站了一个人，持枪的民兵不够用，妇人小孩都拿着木棍与长刀，整夜地站立在电线杆下。电线横过夜空，凛凛然泛着冷光。有风吹动的时候，那电线还会像被拨动的琴弦一样，嗡嗡作响。那声音流淌，就是在说着什么吧。但说的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第二天，也是电话铮铮响过，话筒里只传来简单的两个字：“撤岗！”
如果只为这两个字，为什么兴师动众守这么一个晚上？村干部一个严厉的眼神，把别人的好奇心压下去，同时也把自己心头的疑问压下去了。
之后不久，电话慢慢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公社变成了乡，有些东西某一天就突然没有了。就说广播吧，某个早上，村民们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什么地方不对头呢？真还一时想不过来，就是感到什么地方不大对头，跟以往大不一样。第三天早上了，才有某人的脑瓜子突然醒过神来，大叫一声：“喇叭！”
于是，所有人都恍然大悟，是高挂在村中广场上的高音喇叭没有响起。十多年了，每天开始的标志都是喇叭里响起那支乐曲。这乐曲是那么熟悉，喇叭里不播放了，还在人们脑瓜里自动播放，哇啦作响。有人想起这事应该给上面的广播站报告，就跑到仓库去打那台电话。但是，拿起电话来，听筒里没有了嗡嗡的电流声，无论如何转动摇把，话筒还是没有一点声响。这时才发现，不止是喇叭，不知什么时候，电话也断掉了。断掉就断掉吧，机村人总不能因为没有了喇叭与电话就不过自己的日子了吧。地分给你了，你就好好种地过活吧。不想种地，现在弄点什么去卖，也是可以的，那你就弄点东西到镇上去换钱吧。还要什么广播跟电话？
日子真的还就过下去了。而且，还过得一天比一天实在，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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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少数机村人一下子觉得出了大事了，没有电话与广播人们怎么知道外面的消息呢？过了一段时间，机村人也就习惯了，该知道的事情总是会传到耳朵里来的。
再说了，一个山里农民真的要靠那么多外部的消息生活吗？
有个老年人看到那些游手好闲的年轻人说：“现在的人就是知道别人的事太多，干自己的事情太少了。”
这话当然受到了见多识广者的批评。
他的反应很简单，他说：“屁。”
有人说，这一来，就不知道北京开了什么会了。他说：“屁。人家又不请你去开会。”
他儿子也来反驳他：“你也不知道美国人怎么用机器养牛的。”
这个人叫夏佳绛措，他还是说：“屁，美国人又不雇你去用机器养牛。”这个人不但不喜欢有电话与喇叭的日子，还不喜欢送孩子上学。问他理由，还是那个简单的字：“屁。”然后说出理由，“我不要娃娃变成眼睛朝天看不清脚下的家伙。”
他这话出来，人们一时间还找不到什么理由来反驳他。过去，机村的年轻人好好干活，表现积极，就有可能被上面看上，招工招干，过上不一样的日子，变成每七天就有一个星期天，星期天没事可干，就把本色的衣裳洗得发白的爱卫生的上等人。但现在不行了。现在，从蛇变成龙只有一条路，上学。问题跟着就来了，上学并不保证每个人都能实现梦想。少部分人成龙上天，大部分人考不上中专，更考不上大学，依然回到村里来了。依理想家们的描画，这些人回到村庄就是新农民了：有文化、有知识，会像那些宣传画里画的一样，背着喷雾器往果树上喷洒农药，培育良种，开着机器收割庄稼。但画里的情景并未在机村出现。他们成了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人：不会干也不想干农活，幻想在路上捡到大块的金子，喜欢镇上的酒馆却不喜欢镇上的人，镇上的人不喜欢他们，也害怕他们。他们眼神里总是交织着迷茫和仇恨的光芒。他们把被警察抓住挨过暴打，在拘留所里蹲过几个晚上视为一种光荣的纪录。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喜欢自己的村庄，却又必须生活在这个村庄。
村里人嘲笑这些家伙，抱负很大本事很小。什么抱负呢？也就是有一天突然发财，除了这个，一个人还能有什么样的抱负呢？这些家伙弄到一点钱，就在镇上把自己灌醉，让人不知道他们怎样接近自己的目标。某天，这些家伙从镇上喝了酒歪歪倒倒地回来时，大家发现，夏佳绛措的儿子没有回来，都摇摇头，说：“又去吃不要钱的饭了。”
这是说，又一个愤世嫉俗的年轻人把自己折腾到监狱里去了。
年轻人反驳说：“老师怎么会进监狱呢？他只是走了。”
夏佳绛措说：“走了？能走到什么地方去？有本事他就考上大学了。”
年轻人说：“没见过这么不心痛儿子的爹。”
“我也没有见过你们这样没出息的儿子。”
“知道我们为什么叫你儿子老师吗？”
“因为他知道有人用机器喂牛，用飞机撒种子？”
夏佳绛措稍稍放下心来，至少他知道，儿子是到远方去了。虽然他并不知道远方在什么地方，要一年还是两年才能走到。结果儿子到了五年头上还没有回来。
夏佳绛措嘴巴是很硬的，他说：“好，到底是我的儿子，做不成大事就不肯回来！”他说硬话的时候，她的女人却在哭泣。背着人，夏佳绛措的口气软下来了：“哭吧，哭吧，我都想哭，这死要面子的杂种是饿死在外面了！”
就在村里那些浪荡子都收了心，认了命，过起了与没上过学的农民一样的日子的时候，大家都以为这个人已经永远消失的时候，这家伙却从外面回来了。
这家伙真是发达了。
他居然包一辆出租车开了几百公里，一直把车开到了村里。开到了村中广场还不算，还要一直开到家门跟前。他只带了一个包回来。包里装的什么？他打开包时，已经进了家门，外人没法看见。据说是一包钱。一整包钱！夏佳绛措在村子里四处现身，对此说法却不置可否。他说：“他妈妈高兴得很，以为死了的儿子回来了嘛。”
夏佳绛措与村里人闲话时，有人跑来告诉他：“你儿子包了仁钦家的拖拉机，叫人到镇上买酒，买菜，说要招待全村的人！”
“他要高兴就让他去吧！”
“他自己不去，让仁钦家的老三去办这些事情，这小子，他怎么放心让他去办这样的正事！”
夏佳绛措哈哈一笑：“在这些娃娃面前，他真称得上是老师了！”
在机村，老一批的浪荡子们心灰意冷过起了平常日子时，新一批的浪荡子又顶上来了，他们是前辈们的侄子或兄弟。仁钦家与夏佳家是老表，仁钦家老三是新一批浪荡子的首领。这里说着话，村里一帮浪荡子全部跳上拖拉机大呼小叫地去了。
“这些家伙能办成什么正事？有了钱还不先在镇上把自己灌醉了。”
不到半天时间，这些家伙就把办酒席的货品全部办回来了。他们从拖拉机上搬下来整箱整箱的酒，但他们嘴里没有一点酒气，说话时舌头没有打结，走路时脚步也没有踉跄。
“神了，夏佳绛措，你儿子神了！”
第二天是个好天气，夏佳家、夏佳的老表家、夏佳的堂弟家、夏佳的亲家家的锅灶都热气腾腾地忙乎开了。夏佳绛措那从天而降的儿子指挥着年轻人在广场上摆开了一圈的桌子。中午，全村人都已入座，姑娘们绯红了脸穿梭着上酒上菜。
大家都望着夏佳绛措父子，意思是要他们说点什么。夏佳绛措看看儿子：“不给乡亲们说两句？”
那家伙挥挥手，说：“你说。”
夏佳绛措就讲开了，看那开头的架势，就是要讲好长一篇的样子，于是，他儿子就说一句：“不要让菜凉了。”
老家伙哈哈一笑：“好吧，看，再不听话的儿子都会懂事，我啊不是老说少为娃娃们操心嘛，好了，请吧！”
大家就埋头吃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