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呼吸很难听出来，因此我仔细试了试脉搏，又听了听心脏。她还活着，仅仅如此。我重新坐到椅子上，朝旁边一看，发现两兄弟都紧紧盯着我。
“我写的时候困难重重，严寒刺骨，我又怕给人发觉，解递到一间地下牢房，完全漆黑不见天日，所以我得长话短说了。我的记忆丝毫没有混乱，没有丧失；我和那两兄弟说的话，字字都能记起，都能详尽叙述。
“她捱了一个星期。直到最后，我把耳朵贴近她的嘴唇，还能听懂她对我说的只言片语。她问我，她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了她；又问我是谁，我也告诉了她。我问她家的姓氏却是徒劳。她在枕头上微微摇着头，不肯吐露她的秘密，就像那个小伙子一样。
“一直到我告诉那两兄弟说她已濒临死亡，而且不会活过第二天，我都没有机会问她任何问题。到那时为止，虽然除了那妇人和我，她根本感觉不出来其他任何人，可是我在那里的时候，他们俩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总坐在床头的幔帐后面，小心提防着。可是等到了这种地步，他们似乎不大在乎我会同她交谈什么了；仿佛——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也快死了。
“我自始至终看得出来，那个弟弟（按我的叫法）曾经和一个农民对剑交锋，而且那农民还是个孩子，这伤了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感到愤懑。看来影响他们俩思想的唯一考虑，就是认为这件事大大辱没了门楣，而且荒谬绝伦。我每次和那个弟弟的目光相遇，他的眼神都让我感到，他对我深为厌恶，因为我知道了我从那小伙子口中得知的事情。他对我比老大更随和也更客气；可是我看出了这点。我也看出，在老大的心里，我也是个麻烦。
“我的病人死了，在午夜以前两小时——根据我的表，这个钟点和我头一次看见她的时间几乎一分都不差。她那可怜的年轻的头，轻轻搭拉到一边，于是她在尘世所遭受的种种屈辱和忧患都终结了，这时只有我单独和她在一起。
“那兄弟俩正在楼下一间屋子里等着，急着要骑马离去。我单独待在病床旁边的时候，曾听到他们用马鞭抽打靴子，到处来回溜达。
“‘她总算死了吗？’我进去的时候老大说。
“‘她死了，’我说。
“‘我祝贺你，弟弟，’他转过身去这么说。
“在这以前他给过我钱，我迟迟没有接受。这时他给了我一封金币。我从他手里接过封包来，但是把它放在了桌子上。我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决定不收任何东西。
“‘请原谅，’我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收。’
“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但是在我向他们鞠躬的时候，他们也向我鞠了躬，于是我们双方都未再发一言就分手了。
“我现在乏极了，乏极了，乏极了——让痛苦折磨垮了。我都没法再读一遍我用这只瘦骨嶙峋的手所写的东西了。
“清晨，这封金币装在一个小匣子里放在我门口，外边写着我的名字。从最初我就心急如焚地考虑，我应该怎么办。那天我决定给大臣写一封私人信件，陈述我给唤去诊视过的两个病例的实情，以及我所去过的那个地方；实际上，是陈述所有的情况。我知道朝廷中的权势是怎么回事，也知道什么是贵族的豁免权；我也料到，这件事绝不会有人理睬；可是我希望解脱我自己良心上的负担。这件事我甚至对妻子都守口如瓶；而这一点我也决定要在信中说明。我并不害怕自己有什么实际的危险；但是我意识到，如果别人因为掌握了我所掌握的情况而受到牵连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遭到危险。
“我那天很忙，当天晚上无法写完那封信。第二天早晨我起床比平时早得多，好把它写完。这天是那年的除夕。那封信刚刚写完放在我前面，就有人告诉我，一位太太恭候，希望见我。
“我越来越无力胜任我给自己安排的工作了。天气那么冷，光线那么暗，我的感觉又那么麻木，而且压在我心头的忧伤又是那么可怕。
“这位太太年轻、美貌、优雅，但不是长寿之相。她非常激动。她向我作了自我介绍，说她是圣埃弗瑞蒙德侯爵的妻子。我把那个小伙子用来称呼那个哥哥的头衔和绣在领巾上的头一个字母联系起来，毫不费力就得出结论：我不久前见到过那位大人。
“我的记忆还是很准确，但是我无法把我们所谈的话都写下来，我猜测，我所受到的监视比过去更严密了，而我又不知道我可能在什么时间受监视。她已经猜测出一部分，而且也发现了一部分，所以知道了那残酷故事主要的事实，也知道了她丈夫在其中参与了多少，以及他们曾来找过我。她不知道那年轻女子已经死了。她悲痛欲绝地说，她一直希望私下里向她表示一个女人的同情。她的希望是避免天庭震怒，并对一个为受苦受难的民众所长期仇恨的家族降灾降祸。
“她说她确信那家还有一个小妹妹活着，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帮助这个妹妹。我除了告诉她确有这么一个妹妹以外，再也无可奉告；除此之外，我也真是一无所知。她到我这儿来，是出于对我的信赖，她来的动机是希望我能告诉她那家人的姓名和地址。然而，直到现在这个悲惨的时刻，我对这两点还是毫无所知。
“这些纸片不够我用了。昨天他们从我这儿拿走了一张，还提出了警告。我必须在今天完成我的记述。
“她是个心地善良、富于同情心的太太，她的婚姻并不幸福。她怎么可能幸福呢！那弟弟不信任她，也不喜欢她，而且以他的全部淫威和她作对；她既怕他，也怕她丈夫。我搀她下楼到门口去的时候，她马车里有一个小孩，一个约摸两三岁的漂亮男孩。
“‘为了他的原故，大夫，’她泪汪汪地指着他说，‘我要尽我力所能及的一切来作些微薄的补偿。不然的话，他继承了这份家业，也永远不会昌盛发达。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如果没有其他清白无辜的人对这件事进行赎罪，那么有朝一日他是会受到报应的。我已经留下了属于我自己的东西——除了一点珠宝首饰，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如果能够找到那个小妹妹，我要让他把这作为他平生第一次所承担的责任，把这些东西连同他亡母的同情和哀悼，一并交给这个受害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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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相信我知道她丈夫的姓氏，所以才提到的，我在信中并没有把它添写进去，我把信封好，因为交给别人不放心，那天我亲自把信送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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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是除夕之夜，将近九点钟时，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在我门口打铃求见，并轻轻跟着我那个年轻的仆人欧内斯特·德发日上了楼。当时我正和我妻子——哦，我倾心钟爱的妻子！我年轻娇美的英国妻子！——坐在屋子里，我的仆人进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了那个人不声不响站在他身后。我们原先还以为他是等在门口的。
“他说圣荣路有个急症病人。不会让我久留，他有辆马车等着。
“它把我带到了这儿，它把我带到了我的坟墓。等我一走出我那所房子，一条黑围巾就从身后紧紧勒住了我的嘴，我的双臂也给捆住了。那兄弟俩从一个黑暗的角落里走到马路这边来，打了一个简单的手势，表示是我没错。侯爵从衣兜里拿出我写的信，把它拿给我看，然后就着提来的灯笼把它烧了，并且用脚把火灰踩灭。一句话也没说。于是，我给带到了这儿，给带到了这把我活埋的坟墓。
“如果在所有这些可怕的岁月里，上帝曾一时高兴，让这铁石心肠的兄弟俩当中随便哪个想起，给我转达一点我爱妻的消息——哪怕只用一个字让我知道她是死是活——那我都会觉得，他老人家尚未全然将他们弃绝。不过如今我相信，那血红的十字记号已经注定了他们灭亡的命运，他们不再属于上帝的怜悯之列了。我，亚历山大·马奈特，不幸的囚徒，在一七六七年的除夕之夜，不胜痛苦地要求，在所有这些事情都得抵偿的时候，控告他们和他们直到最末一代的子孙。我向皇天后土控告。”
这一控诉朗读完毕，一阵凶猛的声浪掀起。这急切渴望的声浪明白无误地要求鲜血，此外什么都不要。这番诉说唤起了这个时代最强烈的复仇之情，在这种情感面前，这个国家没有一颗要遭报应的人头不会落地。
在这个法庭和这些听众面前，几乎没有必要说明，德发日夫妇原先为什么没有把这份文件和缴获的其他巴士底狱中纪念物品一起公诸于众，而是保存起来，等待时机。几乎没有必要说明，这个令人嫌恶的家族的姓氏，已经长久遭到圣安东区人的诅咒，并且被织进了那催命簿。能以自己的美德和功劳在此时此地顶住驳回这一控告的人，当时还没有下世为人。
而且对这个已经注定必死无疑的人更为不利的是：那原告是一位声誉卓著的公民，是他自己亲近的朋友，他妻子的父亲。民众发疯似的急切愿望之一，就是要模仿古代那些大可怀疑的公德，在人民祭坛上奉献牺牲或者自我牺牲(3)。于是首席法官宣告（否则他就得使自己的脑袋在肩膀上摇摇欲坠了），这位共和国的好医生因为根绝了一个可恶的贵族家庭，而应受到共和国更大的尊敬，而且无疑会由于将他的亲女儿变为寡妇，将她的孩子变为孤儿，而感到神圣的荣耀和快乐；这时又掀起了一阵疯狂的激动，爱国的狂热，不含一丝一毫人类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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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大夫对他周围的人不是有很大的影响吗？”德发日太太对复仇女微笑着，轻声说道。“现在去救他吧，我的丈夫，去救他去！”
每一个陪审员表决的时候，都掀起一阵吼叫。一次又一次表决，一阵又一阵吼叫。
一致通过。从内心到血统都是贵族，共和国的敌人，臭名昭著的压迫人民的分子。押回附属监狱，并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