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裁得当
紧接着七月革命的一八三一和一八三二这两年，在历史上是最特殊和最激动人心的时期。这两年与在这之前和在这之后的年份相比，仿佛两座大山。它们具有革命的伟大。可以看到悬崖峭壁。社会主体，文明的基础本身，层层叠叠、彼此依附、利益相关的社会集团，法兰西自古以来形成的古老面貌，每时每刻都通过各种体制、激情和理论的风云变幻，在这两年中出现了又消失。这种出现和消失称之为抗拒和运动。间或可以看到真理的闪现，真理乃是人类心灵之光。
这了不起的时代日子相当有限，开始离我们很远了，从现在起，我们能抓住它的主要脉络。
我们来尝试一下。
复辟时期是其中一个中介阶段，很难加以界定，积聚了疲倦、嘈杂声、喃喃声、睡眠、喧嚣，这只是一个伟大民族发展到一个阶段。这种时代是奇异的，常使那些想加以利用的政治家受骗。开始，民族只需要休息！人们只有一种饥渴，就是要和平；人们只有一种奢望，就是做小人物。这反映了要安定。重大事件、重大机遇、重大风险、伟大人物，感谢上天，这些看得够多了，感到厌烦。人们宁愿以普吕西亚斯〔1〕换掉恺撒，以伊弗托国王〔2〕换掉拿破仑。“这个小国王多好啊！”天一亮就赶路，长途跋涉了一整天，直到傍晚；第一站跟米拉波，第二站跟罗伯斯比尔，第三站跟波拿巴；累得腰酸背痛。人人都要一张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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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身精神已厌倦，英雄主义已衰老，野心已满足，发财致富已实现，还寻找、要求、恳求、央求什么呢？一个安乐窝。他们有了。他们拥有和平、安定、闲暇；他们心满意足了。但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事，要获得承认，来敲他们的门。这些事是从革命和战争中产生的，它们存在着，生活着，有权安置在社会，而且安置下来了；这些事多半是中士和先行官，只是为各种原则准备住处。
于是，政治哲学家面前就出现这种情况：
在疲乏的人要求休息的同时，完成的事则要求得到担保。给事实担保，与给人休息是同一回事。
这正是英国在护国公〔3〕之后，对斯图亚特王朝提出的要求，也就是法国在帝国之后，对波旁王室提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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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担保是时代的需要。必须给予。由王公“赐予”，实际上是势所必然给予的。这是深刻的真理，知道这一点是有用的，斯图亚特王朝在一六六〇年并没有想到，波旁王室在一八一四年甚至毫无觉察。
拿破仑崩溃的时候，那个注定命运的家族又返回法国；它天真得要命，以为是它给予的，它给予的就能重新拿回来；以为波旁王室拥有神圣的权利，而法国什么也不拥有；以为在路易十八的宪章中让与的政治权利，只是神圣权利的一部分，由波旁王室分割下来，无偿地赐给人民，直至国王乐意重新收回。然而，既然赠与令它不快，波旁王室本该感到，赠与不是来自于它。
它在十九世纪颐指气使。它对民族的每一个进展都呈现出一副难看的面孔。这里用一个粗俗的，也就是通俗而真实的字眼，它拉长了脸。人民看到了。
它以为自身有力量，因为帝国像舞台上的一个布景，从它面前搬走了。它没有发觉，它也曾以同样方式被搬来。它没有看到，它也掌握在搬走拿破仑的那只手里。
它以为自身有根基，因为它是往昔。它搞错了；它属于往昔，但全部往昔是法国。法国社会的根基决不在波旁王室那里，而在民族那里。这些隐秘的、生机勃勃的根基，决不构成一个家族的权利，而是构成一个民族的历史。根基到处存在，惟独不在王座下面。
对法国来说，波旁王室是它的历史中一个有名的、流血的交汇点，但不再是它的命运的主要因素和它的政治的必要基础。可以不要波旁王室；已经有二十二年不需要它；曾经中断了一个时期；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怎么会意识到呢？他们想的是路易十七在热月九日统治着，路易十八在马伦哥战役那一天统治着。有史以来，还没有国王这样无视事实和事实所包含和颁布的神圣权力的部分。所谓国王权力这种人世的奢望，还从来没有如此否认上天的权力。
致命的错误导致这个家族伸手取回一八一四年“赐予”的担保和它所谓的让步。这是可悲的事！它所谓的让步，是我们赢取的；它所谓我们的侵占，这是我们的权利。
复辟王朝觉得时机来临的时候，自以为战胜了波拿巴，在国内扎下了根，就是说自以为强大，自以为深入民心，便突然下定决心，孤注一掷。一天早上，它挺身而出，面对法国，它提高声音，否认集体身份和个人身份，否认人民的至高无上和公民的自由。换句话说，它否认人民之所以为人民，公民之所以为公民。
这就是七月敕令这臭名远扬的法案的实质。
复辟王朝垮台了。
它垮台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要说，它不是绝对敌视一切进步形式的。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它袖手旁观。
在复辟王朝时期，人民习惯于心平气和地讨论，这是共和国所缺乏的；它也习惯于在和平中获得强盛，这是帝国所缺乏的。自由而强大的法国，对欧洲的其他民族曾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景象。在罗伯斯比尔时期，革命有了发言权；在波拿巴时期，大炮有了发言权；正是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时期，轮到智慧有发言权。风停了，火炬重新闪烁光芒。人们看到精神的纯洁光芒在宁静的峰顶闪烁。这是壮美、有益和迷人的景象。人们看到这种对思想家来说非常陈旧，而对政治家来说却非常新颖的伟大原则，在十五年的和平环境中，在公共广场上活跃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识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任人唯贤。这种局面一直发展到一八三〇年。波旁王室是文明的工具，在天主的手上碎裂了。
波旁王室的垮台充满了崇高，并非就他们而言，而是就人民而言。他们沉重地离开了王位，已经丧失了威望；他们沉落到黑夜中，不是那种庄严的隐退，给历史留下悲哀；这也不是查理一世幽怨的平静，不是拿破仑的鹰的长鸣。他们走了，如此而已。他们摘下了王冠，保不住光轮。他们是高尚的，但不能令人敬畏。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缺乏遭逢不幸的崇高。查理十世到瑟堡旅行时，叫人将一张圆桌锯成方桌，显得更关心岌岌可危的礼仪，而不是行将崩溃的王朝。这种委顿令自爱的忠臣悲哀，也令尊敬王族的严正的人悲哀。人民是了不起的。它在一天早上遭到王室叛乱的武装袭击，感到固若金汤，并不愤怒。它起来自卫，保持节制，使物归其位，将政府置于法律约束之下，将波旁王室放逐流亡，唉！到此为止。它把老王查理十世从荫庇过路易十四的华盖下提将出来，轻轻放在地上。它悲哀地和小心地接触王室成员。这不是一个人，不是几个人，这是法兰西，整个法兰西，胜利的、沉醉于胜利的法兰西，好像记起、并在全世界面前实施纪尧姆·德·维尔在发生巷战〔4〕那一天以后所说的几句庄重的话：“那些习惯于获得大人物的恩宠，像鸟儿在树枝上跳来跳去，从厄运转到青云直上，但却敢于反对身处逆境的君王的人，那是轻而易举的；可是对我来说，君王的命运，尤其受难君王的命运，总是值得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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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旁王室带走了尊敬，而不是惋惜。上文已经指出过，他们的不幸比他们自身更为壮伟。他们从地平线上消失了。
七月革命随即在全世界找到朋友和敌人。有的人热情和快乐地奔向它，还有的人转过身去，因人而异。欧洲的君主起初如同猫头鹰遇到黎明，被刺伤，惊呆了，闭上了眼睛，再睁开来，咄咄逼人。惊惶可以理解，愤怒可以原谅。这场奇特的革命几乎算不上一次冲击，甚至对战败的王权也没有给予把它视为敌人、使之流血的荣幸。各国专制政府总是关心让自由诋毁自身，在它们看来，七月革命不该来势汹汹接着又保持平和。再说，也没有发生企图阴谋反对它的事件。最不满、最愤怒、最惊慌的人都向它致意。不管我们有多大的私心和怨恨，在这场事变中也能感到，有一个在人力之上的人参与合作，使人产生神秘的敬意。
七月革命是民权击垮法律行为的胜利。这是光芒四射的事件。
民权击垮法律行为。由此放射出一八三〇年革命的光辉，由此也显示了它的宽容。胜利的民权决不需要激烈。
民权，这是正义和真理。
民权的本质，就是永远保持美好和纯洁。法律行为，即使是表面上最必不可少的，即使最能为当代人所接受，如果它只是作为法律行为而存在，包含的民权太少，或者根本不包含民权，那么，随着时间推移，就必不可免变成畸形、邪恶、甚至极其可怕。要是想一下子看到法律行为会达到多么丑恶，只消隔开几个世纪，看一看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决不是一个恶的精灵，不是一个魔鬼，也不是一个卑鄙无耻的作家；这只不过是法律行为。这不单是意大利的法律行为，也是欧洲的法律行为，十六世纪的法律行为。它看来是丑恶的，面对十九世纪的道德思想，确实如此。
这场民权与法律行为的斗争，从人类社会之初延续至今。结束决斗，使纯粹思想和人类现实相融合，和平地让民权进入法律行为，并让法律行为进入民权，这就是圣贤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