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实质
有暴动，也有起义；这是两种愤怒；一种不对，另一种有权利。惟一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民主政体，有时也会出现一部分人篡权的局面；于是全体起而攻之，要求讨回权利，直至发展到拿起武器。在所有牵涉到集体主权的问题中，全体反对部分人的战争是起义，部分对全体的进攻是暴动；要看杜依勒里宫内是国王还是国民公会，才能确定对它的攻击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同一门瞄准人群的大炮，在八月十日是错的，而在葡月十四日〔3〕是对的。表面相同，实质不同；瑞士雇佣军保卫虚假的东西，波拿巴保卫真实的东西。普选在自由和主权的条件下所做的事，不能由街头行动来破坏。纯属文明的事也是这样；群众的本能，昨天是清醒的，明天却可能变得混乱。同样的愤慨，对泰雷是合理的，而对杜尔果〔4〕是荒唐的。破坏机器，抢劫仓库，拆毁铁路，毁坏船坞，聚众闹事，不公正对待要求进步的人民，学生杀害拉缪〔5〕，卢梭被人用石块赶出瑞士〔6〕，这是暴动。以色列反对摩西，雅典反对福西昂〔7〕，这是暴动；巴黎反对巴士底狱，这是起义。士兵反对亚历山大，水手反对克利斯朵夫·哥伦布，是同样的反抗；大逆不道的反抗；为什么？因为亚历山大为了亚洲用剑所做的事，正如哥伦布为了美洲用罗盘所做的事；亚历山大像哥伦布一样，找到了一个世界。将一个世界赠送给文明，是大大增加了光明，因此一切抵抗是有罪的。有时，人民曲解了对自我的忠诚。人群背叛人民。例如，私盐贩子不惜流血长期抗争，这是长期的合理的反抗，但在决定性的时刻，到了争取得救的日子，在人民取得胜利的时刻，却投靠王权，转为舒昂党，从反抗王权的起义转为拥护王权的暴动，岂非咄咄怪事！这是愚昧的可悲杰作！私盐贩子逃脱了王权的绞刑架，有一截绳子挂在脖子上，却炫耀白徽章。“打倒盐税局”却产生了“国王万岁”。圣巴托罗缪之夜的屠杀者，九月惨案的凶手，阿维庸惨案的刽子手，科利尼〔8〕的暗杀者，德·朗巴尔夫人的暗杀者，布吕纳的暗杀者，米克莱匪帮，绿徽章，辫子兵，热余帮，袖章骑士〔9〕，这是暴动。旺岱事件是天主教的一次大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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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权利的运动喧声历历可闻，并不总是来自骚乱群众的呼喊；有疯狂的愤怒，有破钟的响声；并非所有的警钟都发出铜钟的声音。狂热和无知的动乱，不是进步的震荡。起来，是的，但这是为了壮大。请给我指出您要到哪里去。只有前进才算起义。其他起来都是不好的。凡是激烈往后退的都是暴动；后退是反对人类的暴行。起义是真理的震怒；起义撬起的石块，闪射出权利的光辉。这些石块只给暴动留下烂泥。丹东反对路易十六，这是起义；埃贝尔反对丹东，这是暴动。
由此可见，正如拉法耶特所说的，在特定情况下，如果起义是最神圣的义务，暴动就是滔天大罪。
热量大小也有差异；起义往往是火山爆发，暴动通常是麦秸燃起的火。
上文说过，反抗有时出现在政权内部。波利涅克是暴乱者；卡米尔·德穆兰是治理者。
有时，起义是复活。
以普选解决一切问题，是绝对现代的方式，在此之前的一切历史，四千年来民权受到侵犯，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每个历史时代都伴随可能提出的抗议。在恺撒之流的统治下，没有起义，但有尤维纳利斯〔10〕。
facit indignatio〔11〕代替了格拉库斯兄弟〔12〕。
在恺撒之流的统治下，有押到西埃纳〔13〕的流放者；也有《编年史》作者〔14〕。
且不说帕特莫斯那个了不起的流放者〔15〕，他也以理想世界的名义，指责现实世界将幻觉变成异乎寻常的讽刺，将《启示录》闪闪的反光投在罗马-尼尼微、罗马-巴比伦、罗马-索多姆〔1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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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站在岩石上，这是斯芬克司在基座上；人们可能不理解他；这是一个犹太人，讲的是希伯来文；但《编年史》的作者用的是拉丁语；说得确切些，这是个罗马人。
正像尼禄之流统治暴虐，他们也应该用同样的色调描写出来。单用雕刻刀会显得苍白无力；必须用凝练的讽刺散文倾注在刻槽中。
专制者给思想家带来思索。受束缚的语言具有威力。君主强迫人民沉默时，作家便两倍三倍地加强他的文笔。从这沉默中产生一种神秘的丰满的智力，渗透到思想中，凝结成青铜。历史上的高压政策，产生了历史家的简洁。这样著名的散文花岗岩般的坚实，正是暴君高压的结果。
暴政迫使作家缩小了直径，力量却增加了。西塞罗的和谐复合句，在维雷斯的案件〔17〕上勉强够用，在卡利古拉身上就会显得不够锋利。句子压缩，打击就更有力度。塔西陀思索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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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伟大心灵的正直，浓缩成正义和真理，具有雷霆万钧之力。
顺便说说，需要指出，塔西陀在历史上并没有与恺撒处于同一时期。给塔西陀保留的是提拜尔之流的皇帝。恺撒和塔西陀是相继出现的两个非凡的人，仿佛避免相遇，这是在岁月的舞台上，调节上下场的主宰者的神秘安排。恺撒是伟大的，塔西陀是伟大的；天主不让这两个伟人相互撞击。正义的审判官若是打击恺撒，就会打击过烈，显得不公正。天主不愿意这样做。非洲和西班牙的重大战争，奇里乞亚〔18〕被歼的海盗，传入高卢、布列塔尼和日耳曼的文明，所有这些光荣遮盖了鲁比科内河事件〔19〕。这里有一种上天正义的微妙，在游移不决是否让了不起的历史家去评说有名的篡权者，让塔西陀饶恕恺撒，向这位天才提供减轻罪行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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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即使在天才的专制下，专制主义还是专制主义。在有名的暴君统治下，有腐败现象，但精神瘟疫在卑劣的暴君统治下更加丑恶。在这些朝代，耻辱毫不掩饰；塔西陀和尤维纳利斯这样的编纂典型事例的人，抨击这种无可辩驳的卑鄙无耻，对人类更有助益。
罗马在维特利乌斯时期比在苏拉〔20〕时期，情况更糟。在克劳狄和多米蒂阿努斯〔21〕时期，有一种变形的卑劣下流，同暴君的丑恶相对应。奴隶的卑污是暴君直接造成的；主子反映在这些腐烂的心灵中，从里面散发出瘴气；政权邪恶，心地狭小，意识平庸，心灵发臭；在卡拉卡拉时期是这样，在科莫德时期是这样，在海利奥加巴卢斯时期是这样〔22〕，而在恺撒时期，从罗马元老院只散发出鹰巢特有的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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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表面上塔西陀和尤维纳利斯一类的人来迟了；揭示者要到事实昭然若揭时才出现。
但是，尤维纳利斯和塔西陀，与《圣经》时代的以赛亚和中世纪的但丁一样，这是个人；暴动和起义，这是集体，时而错误，时而正确。
一般情况下，暴动出自物质原因，起义总是一个精神现象。暴动是马萨尼埃洛〔23〕，起义则是斯巴达克思。起义接近头脑，暴动接近胃。胃发火了；但胃并非总是错。在饥饿问题上，暴动，例如布藏赛〔24〕那次，出发点正确，令人同情，是正义的。然而它仍然是暴动。为什么？因为虽然它在内容上是对的，在形式上却错了。尽管有理，但凶残，尽管强大，但过激；它随意打击；它像盲目的大象乱踩一气；它在身后留下老人、妇女和孩子的尸体；它无缘无故让手无寸铁和无辜的人流血。为人民求温饱，目的很好，屠杀人民，方式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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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武装抗议，即使最合理的，即使是八月十日，七月十四日，都同样以骚乱开始。在正当权利显示出来之前，总有混乱，沉渣泛起。开始，起义是暴动，同河流本是急流一样。一般说来，它要流入大海：革命。但有时，起义来自俯瞰精神地平线、正义、智慧、理性、权利的高山之巅，由最纯洁的理想之雪构成，它的透明映出蓝天，长久地从岩层跌落下来，汇集百川，最终波澜壮阔，突然注入资产阶级的某个泥潭，如同莱茵河落入一个沼泽。
这一切已属过去，未来是另一个样子。普选的出色之处，就在于原则上消除了暴动，在投票赞成起义时，解除了起义的武装。战争，包括街垒战和边境战争化为乌有，这是不可避免的进步。不管今日如何，明天是和平。
另外，起义和暴动有什么不同，地道的资产者不太知道内中的细微差别。对资产者来说，这都是叛乱，不折不扣的造反，看门狗对主人的反叛，企图咬人，必须锁上链条，关进狗窝，给以惩罚，让它汪汪乱叫好了；直到狗突然变大，昏暗中隐约变成了狮子头。
于是资产者叫道：“人民万岁！”
作过了这个解释，那么，对历史来说，一八三二年六月的这场运动，究竟是暴动，还是起义？
这是一场起义。
这场可怕事件发生时，我们有可能说这是暴动，但这只不过在说明表面现象，而我们始终区分形式是暴动，起义是实质。
一八三二年的这场运动，爆发迅速，扑灭凄惨，巍然壮观，连认为只是一场暴动的人谈起时也不无敬意。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八三〇年革命的余波。他们说，激发起来的想象力，不会在一天之内平息下来。一场革命不能戛然而止。它在回复平静状态之前，总是必然有波动起伏，就像一座大山逐渐降低到平原上。没有汝拉山脉，就没有阿尔卑斯山，没有阿斯图里山，就没有比利牛斯山。
现代史这场激动人心的危机，巴黎人在记忆中称为“暴动时期”，肯定是本世纪风狂雨暴时代最有特点的时刻。
在进入叙述故事之前，最后再说几句。
下面要叙述的事，属于史家缺乏时间和空间，有时要忽略的富有戏剧性而且生动的现实。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这正是生活、震动和人心的颤抖。上文说过，细节可以说是重大事件的枝叶，湮没在历史的往昔中。所谓“暴动”的时代，这类细节俯拾皆是。司法预审不同于历史，出于别的原因，没有全部披露，或许也没有查到底。有些特殊情况众所周知，已经公布了，因此，我们要揭示不为人知的事，有的被人遗忘了，有的被死人带走了。这些惊心动魄的场面的大部分演员消失了；从第二天起，他们讳莫如深；而我们叙述的，可以说，我们见到过。我们改掉几个名字，因为历史是叙述，而不在于揭露，但我们描绘的是真情实事。限于本书的条件，我们只显示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至六日的一个侧面，一个插曲，准定是不为人知的；我们要揭开黑沉沉的幕布，让读者看到这场惊天动地的社会动乱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