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萃小姐说这番话的时候，每逢说完了一句，都要把头一梗，好像她的宿怨旧恨，正在心里发作，她极力克制自己，不把话说得过于露骨似的。至少我母亲在暗淡的火光里看着她的时候，觉得是那样。不过我母亲当时一来叫贝萃小姐的积威所慑，二来自己身上又正不舒服，三来完全叫人拿下马来，因而头脑昏乱，所以她并看不清楚任何的情况，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才好。
“呃，孩子，当初大卫待你好吗？”贝萃小姐问道，那时候，她已经静默了一会儿了，她那脑袋一梗一梗的动作也慢慢地停下来了。“你们两个过得舒服吗？”
“我们很和美，”我母亲说，“只能说考坡菲先生待我太好了。”
“哦！我恐怕他把你惯坏了吧？”贝萃小姐回答说。
“我现在又完全得在这个艰难的世路上自己当家过日子了，那我想，我得说他把我惯坏了。”我母亲呜咽着说。
“哦，别哭，别哭！”贝萃小姐说。“你们两个并不相配，孩子——我这是说，夫妻就没有真正相配的——我刚才就是因为你们不相配，所以才问起你那句话来。你是个孤女，是不是？”
“是。”
“你是当家庭教师的，是不是？”
“我给一个人家当教小孩儿的教师。考坡菲先生到那家去过。他对我很好，对我非常注意，非常关心，最后就跟我求婚，我也就答应了他。这样我们就结了婚了。”我母亲老实简单地说。
“啊，可怜的孩子！”贝萃小姐沉吟着说，一面仍旧紧冲着炉火直皱眉头。“你都会什么？”
“对不起，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我母亲结结巴巴地问。
“我是说，像当家过日子什么的，你会不会？”贝萃小姐说。
“我恐怕不大会，”我母亲回答说。“没有我想要会的那么多。不过考坡菲先生可正教给我——”
（“他自己会的可就太多了！”）贝萃小姐从旁插了一句说。
“——我本来希望，可以学会一点儿，因为我很热心学，他又很耐心教么。但是他撒手把我撇下了，那场大不幸可——”我母亲说到这儿，又哭起来，不能再说下去了。
“别价！别价！”贝萃小姐说。
“——我每天一天也不漏，把日用账都记下来，到晚上和考坡菲先生一块儿结算。”我母亲说了这一句，又悲不自胜，哭了起来。
“别价，别价！”贝萃小姐说，“别哭啦！”
“——我敢说，关于账目，我们两个，从来没有过半句言错语差；仅仅考坡菲先生嫌我写的‘3’和‘5’太像了；又说我不该在‘7’和‘9’下面，老添上个小钩儿当尾巴，可以勉强算是小小的过节儿；”我母亲接着说，说着又一阵难过，哭了起来。
“你老这样，可就非闹病不可了，”贝萃小姐说，“那可于你自己也不好，于我那教女也不好。好啦，不许再哭啦！”
这样的劝解，对于使我母亲平静，发生了一部分作用，但是使她平静发生更大的作用的，是她越来越厉害的不适。跟着来了一阵静默，在这阵静默中，能听得见的只是两脚跐着炉栏坐在那儿的贝萃小姐偶尔发出来的一声“啊！”
“大卫用他储蓄的钱给他自己买了一笔年金，这是我知道的，”待了一会儿，贝萃小姐说。“他都给你怎么安排的？”
“考坡菲先生，”我母亲回答说，这时候她连说话都相当地费劲了。“对我非常周到，非常体贴。他把年金的一部分偿款〔22〕，划在我的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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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有多少？”贝萃小姐问。
“一年有一百零五镑，”我母亲说。
“这还得算不错，”我姨婆说。“因为他那个人，可能办得比这个还糟哪。”
糟这个字，在那个时候用起来，正是节骨眼儿。因为我母亲那时候的情况，正糟到十二分。所以坡勾提拿着茶盘和蜡烛进了屋子的时候，一眼就看出来，我母亲已经到了日子了——其实如果先前屋里够亮的，那贝萃小姐本来也可以早就看出来的；当时坡勾提急忙把我母亲搀扶到楼上我母亲自己的卧室里，就立刻打发她侄子汉·坡勾提去请护士和医生去了（她没让我母亲知道，好几天来把汉藏在我家里，专为到了紧急关头，听候差遣）。
这一支联合人马，几分钟内，先后来到。他们看见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太太，凛若冰霜地坐在壁炉前面，左胳膊上系着帽子，耳朵里塞着宝石匠的棉花〔23〕，他们的惊讶，真非同小可。坡勾提既然对这个老太太一点也不认识，我母亲关于她，又一字没提过，所以她在起坐间里，就完全成了一个神秘人物了。她虽然在口袋里盈仓满库似地装着宝石匠的棉花，在耳朵里又填街盈巷似地塞着宝石匠的棉花，但是她的严肃神气，却并没因此而有丝毫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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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到楼上看过了病人又下了楼以后，我可以说，一定是看到他和这位素不相识的老太太，大概得有几个钟头的工夫，面对面地坐在那儿，因此就打叠起小心，准备对这位老太太尽心巴结，极力讨好。在男性中，他的脾气最柔顺，在瘦小的人里，他的性格最温和。他进屋子、出屋子，都扁着身子，免得多占地方。他走起路来，脚步那样轻，和《哈姆雷特》里的鬼魂〔24〕一样，而脚步那样慢，比那个鬼魂更甚。他把脑袋往一边歪着，一半是由于要谦虚地贬低他自己，一半是由于要谦虚地讨好所有别的人。如果说他连对一条狗都不肯呵叱〔25〕，那还不足以尽其为人。总得说，他连对一条疯狗都不肯呵叱才成。假如他非和疯狗打交道不可，那他也只能对它轻轻地说一个字，或者说一个字的一半，或者说一个字的几分之几。因为他说话慢腾腾的，也和他走路慢腾腾的一样。但是如果为了顾及今生此世任何情况，而叫他对疯狗疾言，他决不肯，叫他对疯狗厉色，他决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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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利浦先生把头歪在一边，温和柔顺地看着我姨婆，对她微微一鞠躬，同时把自己的左耳朵轻轻一摸，问她为什么耳朵里塞着棉花，说：
“耳朵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吗，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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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姨婆这种突然的举动，让齐利浦先生大吃一惊——这是他后来对我母亲说的——他当时还能保持镇定，真得说是上帝的仁慈。不过他还是把他问的那句话又和颜悦色地重复了一遍：
“耳朵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吗，太太？”
“瞎说！”我姨婆说，同时吧的一下把棉花又塞到耳朵里去了。
齐利浦先生碰了这样一个钉子以后，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坐下，怔怔地瞧着我姨婆，我姨婆就坐在那儿瞧着炉火。这样一直坐到楼上又叫他的时候。他上楼去了一刻钟的工夫，又下来了。
“呃？”我姨婆问，同时把靠着他那一面的耳朵里塞的棉花取了出来。
“呃，太太，”齐利浦先生回答说，“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得慢慢地来，太太；急不——急不——得的！”
“啊—啊—啊！”我姨婆说。她这一声鄙夷之词，纯粹是发着狠儿说出来的，说完了，又和以前一样，把棉花塞在耳朵里。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后来齐利浦先生对我母亲说——他当时真有点叫我姨婆给吓着了；单纯从医学的观点来说，真有点叫她给吓着了。虽然如此，他还是坐在那儿瞧着她，几乎有两个钟头之久；她呢，就坐在那儿，瞧着炉火，这样一直到楼上又叫他的时候。他去了一会儿，又回到起坐间。
“呃？”我姨婆又把靠医生那面那个耳朵里塞的棉花取了出来，问。
“呃，太太，”齐利浦先生回答说，“这得——这得——慢慢地来才成，太太；急不得的。”
“呀—呀—呀！”我姨婆说，说的时候，那样恶狠狠地一龇牙、一咧嘴，齐利浦先生真没法再受了。他后来说，那一声“呀”，一点不错，是打算使他心惊胆裂的。他不敢再在起坐间里待着了，他宁肯跑到楼梯那儿，在挺冷的风地里，摸黑儿坐着，一直坐到楼上又叫他的时候。
汉·坡勾提是在国家学校里上学的，学习《教义问答》像龙一样〔26〕，因此可以看作是靠得住的见证人〔27〕。他第二天对人说，那个时候以后一个钟头，他碰巧从起坐间的门那儿往屋里偷偷看了一眼，不料一下就叫贝萃小姐瞅见了。那时贝萃小姐正在屋里烦躁不耐地来回绕弯。她瞅见他，没让他来得及逃开，就一下把他抓住了。汉说，他知道，贝萃小姐虽然耳朵里塞着棉花，但是楼上的脚步声和人语声仍旧免不了有时要传到她的耳朵里。他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那位太太，显而易见，是在声音最高的时候，烦躁太过，无可发泄，才抓住了他，拿他来煞性子。她当时揪住了他的领子，拽着他一刻不停地在屋子里来回地走（好像他吃鸦片精吃多了似的〔28〕）。这样还不算，她还又摇晃他的身子，又乱抓他的头发，又揉搓他的衬衣，又捂他的耳朵，好像她把汉的耳朵误认作是她自己的耳朵似的；反正不论怎么样，老是往死里揉搓他，蹂躏他。他这个话，有一部分让他姑母证明了；因为他姑母是十二点半钟、我姨婆刚把他放开了的时候看见他的。他姑母说，他的脸那时候那种红劲，和我自己那时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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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气柔和的齐利浦先生，即便说在任何别的时候，会记人家的仇，而在那种时候，却不可能记人家的仇。所以，他刚腾出手来，就扁着身子，进了起坐间，用他那最柔顺的态度对我姨婆说：
“呃，太太，我很高兴，现在我可以跟您道喜啦。”
“道什么喜？”我姨婆严厉苛刻地问。
齐利浦先生一看我姨婆的态度还是那样凛然不可犯，心里又慌起来，因此他就对她微微一鞠躬，微微一抿嘴，来安抚她。
“我的天，这个人怎么啦！”我姨婆急躁不耐地喊着说。“他哑巴啦吗？”
“你别着急，我的亲爱的太太。”齐利浦先生用他那最柔和的声音说。“现在着急的时候已经过去啦。你不用着急啦。”
我姨婆当时本来应该摇晃他，把他心里的话摇晃出来，但是她却并没摇晃他，而只摇晃自己的脑袋：这是后来大家一直都认为奇而又奇的事。不过她的脑袋那一摇晃，也摇晃得齐利浦先生心惊胆战。
“呃，太太，”齐利浦先生待了一下，刚一恢复了勇气，就接着说，“我很高兴，现在可以跟您道喜啦。现在事儿都完了，太太，还是顺顺利利地完的。”
齐利浦先生发表这篇讲词的时候，用了有五分钟或者五分钟左右的工夫，在这个时间里，我姨婆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她平安吗？”我姨婆问，那时她两只胳膊交抱着，一只胳膊上仍旧系着帽子。
“呃，太太，我想，她用不着多久，就没有什么不舒适的了，”齐利浦先生回答说。“拿现在这一家的凄惨境况而论，又是个年轻的女人头一胎，她这阵总得算是再好也没有的了。太太，你要去看她，马上就可以，决没有碍处，反倒会有好处哪。”
“还有她哪，她好不好？”我姨婆正颜厉色地问。
齐利浦先生把脑袋更往一边歪起来，像一只讨人喜欢的鸟儿那样瞧着我姨婆。
“我说的是孩子，”我姨婆说。“她平安不平安？”
“太太，”齐利浦先生回答说，“我还只当是你早就知道了哪。是位哥儿。”
我姨婆一听这话，一言未发，只揪着帽带，像扔甩石的机弦〔29〕那样，把帽子提了起来，朝着医生的脑袋使劲打去，把帽子都打瘪了；她就这样把帽子瘪着戴在头上，起身走去，永远没再回来。她像一个心怀不满的仙姑〔30〕那样，或者说，像大家认为我能看见的神怪灵物那样，一下就不见了，而且一直也没再回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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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不错，永远没再回来过。现在只有我，躺在篮形小床里，还有我母亲，躺在大床上。但是贝萃·特洛乌·考坡菲所在的地方，却永远是那个影儿憧憧、魂儿渺渺的国度，永远是我新近刚刚游之而过，历之而来的那个浑浑噩噩、窈窈冥冥的洪荒。同时，我们家窗上的亮光，也往外照到一切和我一样那些旅行者的尘世归宿之地〔31〕上面，也照到把无他即无我那个人的残骸遗体掩覆的丘墓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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