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了大概有半英里地，我的小手绢儿完全湿透了。那时候，车夫突然把车停住了。
我往外看车为什么停住了的时候，真没想到，坡勾提从一个树篱那儿突然冲了出来，爬上了车。她用双手搂住了我，把我使劲往她的紧身衣上一挤，挤得我的鼻子都非常地疼起来；不过我当时并没顾到这一点，事后发现，鼻子都有点蔫糊儿了，才想起来的。坡勾提一句话都没说。她只撒开一只手，把它伸到她自己的口袋儿里，一直伸到胳膊肘那儿，掏出几包点心来，塞在我的口袋里；又掏出一个钱包儿来，放在我的手里。但是她还是一句话都没说，只用两只胳膊，把我使劲又挤了一下，也就是最后挤了一下，才下了车，跑着去了。我现在相信，也永远相信，她那时袍子上的纽子，连半个都没剩下。有好几个纽子四处乱滚，我捡起一个来，珍重地保藏了好久，作为纪念。
车夫直瞧我，神气好像是问我，坡勾提还回来不回来。我摇了摇头，说，我想不会回来了。“那么，哦呵，走哇，”车夫对懒洋洋的马说。马跟着就走起来。
顶到那时候，我已经哭得很够劲儿了，就开始想，再哭也没用处，特别是，不论拉得立克·蓝登还是不列颠皇家海军里的舰长，遇到急难的时候，从来没有哭过，这是我记得的。车夫看出来我下了这样的决心以后，就给我出了个主意，说我顶好把手绢儿放在马背上晾一晾。我对他道了谢，照着他的话办了。只见手绢儿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显得特别地渺小。
并且还是永远不再哭了。不过，我先前既然那样激动过，悲痛的余势，仍旧有时使我剧烈地抽搭一阵。我们这样颠簸着前进了不大一会儿的工夫，我问车夫，他是不是要送我一路。
“一路到哪儿？”车夫问。
“那儿呀，”我说。
“那儿到底是哪儿哪？”车夫问。
“离伦敦不远的地方，”我说。
“哟，那么远！那这匹马，”他把缰绳一抖，指示那匹马，“不用走到一半，就该成了死肉了。”
“那么你只到亚摩斯就不走了，是不是？”我问。
“那还差不多，”车夫说。“到了亚摩斯，我把你送到驿车那儿，驿车再把你送到——不管什么地方。”
这几句话，在车夫方面，就算是说得最多的了（他的名字叫巴奇斯），因为他这个人，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脾气很冷静，一点也不爱多说话。我因为他说了那么些话，要对他表示表示客气，就给了他一块点心。他接了点心，一口就把它咽下去了，和大象吃东西完全一样；吃的时候，他那个大脸，又没露出一丁点吃东西的样子来，也完全和大象一样。
“这个点心是她做的吗？”巴奇斯先生说，他老是把两只脚蹬在车的踏板上，把两只胳膊放在膝盖上，弯着腰往前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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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是坡勾提吗，先生？”
“啊！”巴奇斯先生说，“是啊！”
“是她做的。我们的点心，都是她做的；我们的饭，也都是她做的。”
“是吗？”巴奇斯先生说。
他把嘴闭拢，做出要吹口哨儿的样子来，但是他却并没吹口哨儿。只坐在那儿，直看马的耳朵，好像在那儿发现了什么新鲜东西似的；他这样在那儿坐了好久，后来才说：
“她没有甜蜜的情人儿吧，我想？”
“甜蜜饯杏仁儿？你刚才说甜蜜饯杏仁儿来着吗，巴奇斯先生？”因为我只当他又想吃点儿糖果、点心什么的，指着名儿叫出来啦。
“情人儿，”巴奇斯先生说。“甜蜜的情人儿。没有人和她相好吧？”
“和坡勾提相好？”
“啊！”巴奇斯先生说，“是啊。”
“哦，没有。她从来没有过情人儿。”
“是吗？”巴奇斯先生说。
他又把嘴闭拢，做出要吹口哨儿的样子来，但是却又并没吹口哨儿，只坐在那儿，看着马的耳朵。
“你才说，你们的苹果点心，”巴奇斯先生琢磨了很大的一会儿才说，“都是她做的，饭也都是她做的。是不是？”
我回答说不错，是。
“呃，我这阵儿有一句话告诉你，”巴奇斯先生说。“你是不是要写信给她？”
“要写信给她，”我回答说。
“啊！”他说，一面慢慢地把眼光转到我身上。“呃！你要是写信给她，那你想着点儿，写上这么一句，就说，巴奇斯愿意，行不行哪？”
“巴奇斯愿意，”我天真地重复了一遍。“你的话就是这个吗？”
“不—不错，”他一面琢磨，一面说。“不—不错。就是：巴奇斯愿意。”
“不过，巴奇斯先生，你明天就又回了布伦得屯了，”我说，说的时候，因为想到我自己那时候要离那儿很远了，所以声音有些颤抖。“那你自己亲自对她说，不更好吗？”
但是他把头一甩，表示不同意我这种说法，同时带出非常庄严的态度来说，“巴奇斯愿意”，要传的就是这句话。他这样把前面的要求又肯定了一遍之后，我马上就答应了替他传。就是那天下午，我在亚摩斯的旅馆里等驿车的时候，我弄到了一张纸和一瓶墨水，给坡勾提写了一封短信，信上是这样写的：“我的亲爱的坡勾提。我平安到了这儿。巴奇斯愿意。问我妈好。你的亲爱的。巴奇斯先生说，他特别要我告诉你，说，巴奇斯愿意。又及。”
我当时答应了巴奇斯先生，在我就要写的信里，给他传这句话，跟着巴奇斯先生就又静默起来。我呢，经过近来发生过的情况，觉得非常疲乏，就在车里一个口袋上躺下，一会儿睡着了。睡得很熟，一直睡到我们到了亚摩斯的时候。到了那儿，他们把车赶到客店的院子里；那儿的一切，在我眼里，都完全是生疏的，新奇的；我原先本来还暗中希望在那儿会看见坡勾提先生家里的人，甚至于还会看到小爱弥丽，但是这地方这样生疏、新奇，把我那种想法完全打消了。
驿车已经放在院子里了，车的全身都非常地亮，但是马却还没套上。以它当时的情况而论，没有比它更不像是要往伦敦去的了。我就一面琢磨这种情况，一面纳闷儿，不知道我的箱子，闹到究竟，会弄到哪儿去（巴奇斯先生因为磨车，把车赶到院子里，所以把我的箱子放在客店院子里有砖石铺着的地方，靠驿车车辕旁边），也不知道，我自己闹到究竟，会弄到哪儿去；正在疑惑不定的时候，只见一个妇人，从一个凸形窗户里面（窗户上面挂着好些只鸡鸭和好几片猪肉）探出头来，问道：
“那位少爷就是从布伦得屯来的吗？”
“不错，太太，”我说。
“你姓什么？”那个妇人问。
“我姓考坡菲，太太，”我说。
“那可不成。”那个妇人说。“这儿可没有人给姓考坡菲的开付饭钱的。”
“那么，有人给姓枚得孙的开付的吗，太太？”我说。
“你就是枚得孙少爷吗？”那个妇人说。“那你为什么刚才可说你姓考坡菲哪？”
我把缘故对这个妇人说明白了以后，她跟着就拉铃儿，同时喊道，“维廉，把这位少爷带到咖啡室里去。”她这一喊，就从院子那面的厨房里，跑出一个堂倌儿来，带我到咖啡室里去。他一见我，好像很诧异，因为让他往咖啡室里带的，原来只是我。
咖啡室是一个很长的大屋子，里面挂着几张大地图。假使这些地图是真正的外国地方，而我一个人流落到它们中间，我不知道，我那种人地两生的感觉是不是还会更厉害。我手里拿着帽子，在靠门最近的一把椅子的边儿上落了座，那时候，我觉得我简直地是大胆莽撞。堂倌儿特意为我铺了桌布，铺好了桌布，又在那上面放了盐醋瓶子，我现在想，我当时看到那样，一定因为害羞，全身都红了。
他给我端了些排骨和蔬菜来。他揭盘子盖儿的时候，那样冒冒失失地，当时我直害怕，只当我不知怎么把他给得罪了。不过他在桌子前面给我放了一把椅子，很和气地跟我说，“喂，六英尺高的大个儿〔1〕，来吧！”那时候，我才把一颗心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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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谢了谢他，在桌前坐下；但是因为他正站在我的对面，死气白赖地盯着我，同时，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都要脸上大红一阵：所以刀和叉子，在我手里，想要用得灵活一点儿，实在很难；汤想要不洒出来，也不容易。他看着我吃第二块排骨的时候，说：
“还给你定了半品脱麦酒哪。〔2〕你是不是就要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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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谢了谢他，说“就要喝”。跟着他就把麦酒从一个罂子里倒在一个大玻璃杯里，把杯迎着亮儿端起来，叫酒显得很好看的。
“哎呀，”他说。“酒看来还真多，是不是？”
“不错，看来确实很多，”我微笑着说。因为我看到他那样好玩儿，很喜欢他。他这个人，两只眼直眨巴，满脸都是粉刺儿，满头的头发都直挺挺地扎撒着；他站在那儿，一只手叉着腰，另一只手把玻璃杯迎着亮儿端着，看着再没有那么和气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