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过了大概有一个月，跟着看见那个安假腿的家伙，开始拿着一个拖把，提着一桶水，拖着那条木腿到处咯噔，因此我就知道，克里克先生和那些学生，都快回来了，这是迎接他们的准备。我这种想法还真对了，因为拖把不久就光顾到教室来了，把我和麦尔先生都赶到外面，有好几天的工夫，我们两个都是碰到哪儿就在那儿存身，都是能怎么凑合着过就怎么凑合着过。在这个时期里，有两三个年轻的女人，从前很少露面儿的时候，现在却和我们老碰到一块儿，老嫌我们碍手碍脚的。同时，我们经常在尘土飞扬中讨生活，把我弄得老打喷嚏，好像撒伦学舍是一个大鼻烟壶一样。
有一天麦尔先生告诉我，说晚上克里克先生就要回来了。晚上，吃过茶点以后，我又听说，他已经回来了。在睡觉以前，那个安假腿的人，来领我去见他。
克里克先生住的那一部分房子，比我们住的那一部分舒适得多。他房外还有一个幽静的小花园儿。看惯了那个尘土飞扬的游戏场以后，再看到这个花园儿，真令人心旷神怡。那个游戏场，可以说是一片具体而微的沙漠，它老使我觉得，除了双峰骆驼或者单峰骆驼而外，其他一切，到了那儿，都没有能觉得安适自在的。我一路哆嗦着去见克里克先生，但是却还注意到，过道那儿都叫人看着舒适，这在我都得说是够大胆的了；等到我来到了克里克先生面前的时候，我又羞又怕，手足无措，连克里克太太和克里克小姐（分明都在起坐间里），我都几乎没看见，更不说别的了。我只看到了克里克先生本人。只见他身躯粗壮，身上戴着一大串表链子和链子坠儿，坐在一把带扶手的椅子上，身旁放着一个酒瓶和一个玻璃杯。
“啊！”克里克先生说，“这就是应该把牙锉掉了的那个小家伙啊！叫他把背脊转过来。”
安假腿的那个人把我转了一个过儿，把牌子转到克里克先生面前，让克里克先生仔细看了半天以后，又把我转回来，叫我面对着克里克先生，他自己就站在克里克先生身边。克里克先生赤红脸膛，两只小眼睛深深地眍瞜着，脑门子上青筋很粗，鼻子很小，下巴可又很大。他的脑袋瓜子都谢了顶了，只剩了几根稀疏疏、潮糊糊的头发，刚刚苍白，从两鬓往前拢着，在脑门子那儿抿在一块儿。但是他身上的情况，使我感到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这个人原来是个哑嗓子，说起话来，只听见他打喳喳儿。这样，他一说话，就得费劲：就是因为他说话很费劲，再不就是因为他自己感觉到他说话没有劲，所以他只要一说话，他那副本来就凶的脸膛显得更凶，他那几条本来就粗的青筋显得更粗；既然他的脸膛那样凶法，青筋那样粗法，那就无怪我回想起来，认为那就是他最突出的奇特之点了。
“我说，”克里克先生说，“这个小家伙，有什么可以报告的情况没有？”
“顶到这阵儿，他还没犯什么错儿，”安假腿的那个人回答说。“因为他还没得到机会哪。”
我觉得，克里克先生听了这个话，露出失望的样子来。我觉得，克里克太太和克里克小姐（我这会儿刚刚瞥见了她们两个，只见她们都又细瘦，又安静）听了这个话，露出高兴的样子来。
“往前站！老先生！”克里克先生一面说，一面打手势。
“往前站！”安假腿的那个人说，同时把手势重复了一遍。
“我很有幸，和你继父认识，”克里克先生用手揪着我的耳朵，用打喳喳儿的嗓子说，“他是个好样儿的，意志很坚强。他了解我，我也了解他。你了解我不了解？嘿？”克里克先生一面说，一面带着穷凶极恶、拿别人开玩笑的样子，使劲掐我的耳朵。
“还不了解，校长，”我说，一面疼得把身子往后直拽。
“还不了解？嘿？”克里克先生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不过不用多久就了解了。嘿？”
“不用多久就了解了。嘿？”安假腿的人重复说。我后来才明白，因为安假腿的人嗓门儿很大，所以克里克先生对学生讲话的时候，老是他当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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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你说一说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好啦，”克里克先生用打喳喳儿的嗓子说。他这阵儿好容易才算饶了我的耳朵，把手撒开了，但是在撒开以前，却揪着它使劲拧了一下，拧得我满眼是泪。“我就是一个鞑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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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靼，”安假腿的人说。
“一件事，我说要做，我就非做不可，”克里克先生说，“我说怎么做，就得给我怎么做——”
“——我说怎么做，就得给我怎么做，”安假腿的人重复说。
“我这个人是铁石心肠，”克里克先生说。“不错，我就是铁石心肠。我就知道做我分内应做的事。不错，我也就做我分内应做的事。即便我自己的亲骨肉——”他说到这儿，往克里克太太那儿看去，“如果不听我的话，那他就不是我的亲骨肉。那我就把他赶出去。那个浑蛋，”他说到这儿，问那个安假腿的人，“又来啦没有？”
“没有，”安假腿的人回答说。
“没有？好，”克里克先生说。“那他还得说不糊涂。那他还得说了解我。叫他别再撞到我手里。我说，叫他别再撞到我手里，”他说，说的时候，把手往桌子上使劲一拍，一面看着克里克太太。“他还得算了解我。你这阵儿大概也有点了解我啦吧，你这个年轻的朋友？好啦，你可以走啦。把他带出去。”
他吩咐把我带出去，我真如释重负。因为克里克太太和克里克小姐都在那儿擦眼泪；我为自己，固然觉得难过，我为她们，也同样觉得难过。不过我心上压着一件事，因为对于我的关系太大了，所以我忍不住不向他开口，虽然我很纳闷儿，不知道我当时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量。
“校长，我求你——”
克里克先生用打喳喳的嗓子说，“啊！要干什么？”说完了，把眼一直瞅着我，眼里冒出火来，好像要把我烧化了似的。
“校长，我求你，”我结结巴巴地说，“是不是可以把我这个牌子（我做了那件事，我真后悔，校长），我求你，在同学还没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牌子给我摘了——”
克里克先生一下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至于他还是只想吓唬我一下就完了呢，还是真要把我怎么样呢？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我一见他那样，吓得撒腿就跑，也顾不得等那个安假腿的人带我了。我一点都没敢停，一直跑到了寝室；回头一看，幸喜没人追我，我才上了床；因为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我在床上还一直哆嗦了两个多钟头。
第二天早晨，夏浦先生回来了。他是一等助理教师，比麦尔先生高一级。麦尔先生和学生一块儿吃饭，夏浦先生却和克里克先生一块儿吃正餐和晚饭。我觉得，他这个人，软里古几，挺娇气的；鼻子特别大；脑袋老有些往一边儿歪着的样子，好像脑袋太重了，挺不起来似的。他的头发却光滑鬈曲；不过，头一个回来的学生告诉我，说他的头发是假的，他那是戴的假发（他说，他的假发，还是转手货呢）。夏浦先生每礼拜六下午出去，把假发烫一次，把它烫鬈了。
告诉我这段新闻的，不是别人，正是托米·特莱得。学生里，他是头一个回来的。他对我介绍他自己的时候说，我可以在栅栏门的右角顶上面那一道门栓那儿，找到他的名字；我听他这样一说，就问他是不是“特莱得？”他说“不错，正是”，跟着就详尽地问起我自己和我家里的情况来。
特莱得是头一个回来的这件事，对我说来，真得算是幸事。他看到我那个牌子，喜欢极了，每一个学生，不论大小，刚一回来，他就马上用下面的方式把我介绍给他：“你瞧！这儿有个玩意儿，好玩儿极啦！”本来，这个牌子，我露出来也得受窘，我掩藏着也得受窘，他这样一来，我这两方面的窘，就都无形消失了。还有一种情况，也是我的幸事：原来那些学生回来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是垂头丧气的，对于开我的玩笑，并不像我原先想的那样厉害。其中固然有几个，看见我的时候，乐得像野蛮的印第安人一样，在我身旁，又蹦又跳；其中的大多数，还都忍不住要假装着认为我是一条狗，轻轻地拍我，慢慢地摩弄我，叫我不要咬人，还说，“老兄，躺下吧！”又管我叫“大虎子〔2〕”。在那么些生人中间，这种情况，当然要使我觉得手足无措，惹得我哭了几场。不过总的说来，比我原先想的却好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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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史朵夫还没回来的时候；我还不能算是正式进了这个学校。同学中间，都说他有学问，他生得很秀美，比我至少大六岁。他们带我去见他的时候，好像去见治安法官一样。他站在游戏场上一个棚子底下，盘问我受罚的详细情况；我都对他说了以后，蒙他表示意见说，“这样罚法真丢脸，能让人笑掉大牙。”我从那时候以后，就永远把他看作是我的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