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
“我兄弟的绸子手绢怎么围在你的脖子上啦？那是怎么回事？快快还我好啦！”跟着他一下就从我的脖子上把我的绸手绢儿揪了下来，扔给了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一下笑起来，好像认为那个补锅匠只是跟我开玩笑似的，把那块手绢又扔给我了，同时和先前摇头的时候一样，轻轻地点了点头，又用嘴唇作出“跑！”字的样式来。但是，还没等到我照着她的启发办的时候，那个补锅匠又从我手里把手绢拽走了，拽的时候，非常粗猛，把我一下甩得老远，好像我只是一片羽毛一样。跟着他把手绢儿松松地围在自己脖子上，转身朝着那个女人骂了一句，把她打得趴在地上。我看到她来了个仰趴，倒在挺硬的路上，把帽子都跌掉了，她的头发沾满了尘土，都成了白的了〔11〕：那种情况，我永远也忘不了。我当时撒腿就跑，跑了一会儿，回头看去，那时候，只见她坐在步行路上（那是大路旁边的一个坡儿）用她那披巾的角儿擦她脸上的血，补锅匠就自己往前走去：那种情况，也是我永远忘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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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在渔夫中间，打听我姨婆的消息。他们回答我的话，真是形形色色。有一个说，她住在南崖头〔13〕灯塔上，因而把胡子燎了。另一个就说，她牢牢地绑在港外的大浮标上，只有潮水半落的时候才能去看她。第三个就说，她因为拐小孩儿，关在梅得斯屯〔14〕的监狱里了。第四个就说，上一次刮大风的时候，有人看见她驾着扫帚一直往加莱〔15〕去了。我跟着又在马车夫中间打听她，那些马车夫也同样地诙谐，同样地对她毫无敬意。我又想往开铺子的人中间去打听她，但是那般人，一看我那种样子，就厌恶起来，还没等我开口，就说，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卖给我的东西。我这次逃亡，一路之上，不论哪一会儿，都没有这阵儿那样苦恼，那样孤独。我的钱都花光了，我又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卖得、可以当得；我又饥、又渴、又疲乏；我离我的目的地，好像和我还在伦敦那时候一样地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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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一打听，可就把一个上午的时光都消磨了。于是我看到，在靠近市场那条街的畸角上，有一家空无一人的铺子，我就在那个铺子的台阶上坐下，琢磨是否瞎走到前面说过的那些地方再去打听，正在不得主意的时候，碰巧来了一个赶马车的，他赶着车走过去的时候，把马衣掉了。我把马衣递给他的时候，我看他脸上的样子，觉得他这个人大概心眼儿不坏，就大胆地问他，是否知道特洛乌小姐住在哪儿；虽然我这句话问得次数太多了，它几乎没说出口来就又噎回去了。
“特洛乌？”他说。“我想想看。我脑子里有这么个人。她是不是个老太太？”
“不错，是，”我说，“有点儿老。”
“腰板儿挺直的，是不是？”他说，同时把自己的腰伸直了。
“不错，”我说，“我想是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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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拿着个手提包，是不是？”他说，“一个大提包，里面能装好些东西，是不是？脾气挺倔的，对你说话的时候，老斩钉截铁似的，是不是？”
我嘴里承认这番形容非常正确，心里却不由得凉了半截儿。
“这样的话，你听我说好啦，”他说。“你要是从这儿上那个坡儿，”一面用鞭子指着高地，“一直往前走，走到有冲着海的几所房子那儿，你再打听，准打听得着。我觉得，她这个人，你求她，她也不会给你什么的，所以我这儿给你一个便士好啦。”
我很感激地接了他这份礼物，用它买了一块面包。我一面走，一面把这块面包吃了。我照我那位朋友指给我的方向往前走了老远，还没看见他说的那种房子。后来又走了一气，才看见前面果然不错，有些房子。我又往前走到那片房子那儿，进了一个小铺子（那就是我的家乡一带叫作杂货铺的），跟铺子里的人道了劳驾，打听他们知道不知道特洛乌小姐住在哪儿。我本来是跟柜台后面的一个人打听的；他正在那儿给一个年轻的女人称米。那个年轻的女人，听见我这样一问，却把话接了过去，一下子转身朝着我。
“你问的是我们的小姐吗？”她说，“你找她有什么事儿，你这孩子？”
“劳你的驾，我找她，有几句话跟她说，”我回答说。
“你是说，跟她告帮吧？”那个大姐驳正我的话说。
“不是，”我说。“完全不是。”但是我忽然想起来，我到这儿来，实在不为别的，实在就是为了告帮，这样一来，我就无话可答了，一时觉得不知怎么样才好，同时觉得脸上都烧起来了。
我姨婆的大姐（因为我从她说的话里，知道她是我姨婆的大姐），把米放在一个小篮子里，出了铺子，告诉我，说我要是想知道特洛乌小姐住在哪儿，那我跟着她走好啦。我当然奉命惟谨。不过我那时候，心里又害怕，又慌乱，所以我的腿不觉得都哆嗦起来了。我跟着那个大姐，一会儿就走近一所整齐干净的小房儿，带着使人心清神爽的凸形窗户；房子前面，有一个夹杂着石头子儿的沙子铺的小方院子或者园子，里面满种着花儿，修剪得很整齐，到处都是清香之气。
“特洛乌小姐就住在这儿，”那个大姐说。“你这阵儿知道了吧。我没有别的可说的了。”说完了，就急忙进了屋里，好像怕人说是她把我带到那儿似的。她把我撂在庭园的栅栏门那儿站着，孤独凄凉地隔着栅栏门，看着起坐间的窗户。只见那儿纱布窗帘子半遮半掩，窗台上钉着一个绿色的小圆屏风或者扇子，窗里有一张小桌子和一把大椅子；这都对我表示，我姨婆那时候也许正在那儿凛然端坐呢。
我的鞋这时候惨极了，底子早已一块一块地脱离而去了，帮儿上的皮子也都裂了，绽了，弄得早就不成个鞋样了。我白天戴的帽子（同时也就是我夜里戴的睡帽）都压扁了，弄歪了，早就不成其为帽子了，就是垃圾堆上没把儿的破汤锅〔16〕都可以和它比一比而毫无逊色。我的衬衣和裤子，让汗渍、露湿、草染、土沾（沾的是肯特郡的土，我就在这样的土地上睡），同时还撕破了。所以我这样站在栅栏门外的时候，我姨婆园里的鸟儿都要叫我吓飞了〔17〕。我的头发，自从我离开伦敦那一天起，再就没见过梳子，也没见过刷子。我的脸、我的脖子和我的手，因为风吹日晒，从来不惯，都成了浆果一样的紫色了。我从头到脚，全叫尘土和粉末弄得一身白，好像刚从石灰窑里出来似的。我就落到了——并且还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落到了——这种地步，站在门外，等着把我自己介绍给我那位凛然不可犯的姨婆，等着给我那位凛然不可犯的姨婆初次见面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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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待了一会儿，只见起坐间的窗户那儿，仍旧静悄悄的，我就断定，我姨婆并没在那儿。我于是就抬起头来，往起坐间上面的窗户那儿看去，只见那儿有一个蔼然可亲的绅士，满面红光，满头苍白的头发，先很古怪地对着我把一只眼睛一闭，跟着对着我把头点了好几下，又摇了好几下，最后笑了一笑，走开了。
在这以前，我心里本来就够乱的了，但是我看了这位绅士这种意外的举动以后，我的心更乱了；所以我当时很想偷偷地溜到外面，好仔细琢磨琢磨，我得怎样办，才是上策；正在要溜还没溜的时候，只见屋里走出一位女士来，帽子上系着一条条手绢，手上戴着一副园丁用的手套，身上挂着一个园丁用的布口袋，和收路税的人戴的围襟一样，手里拿着一把大刀子。我一见她，就知道她一定是贝萃小姐，因为她从屋子里大踏步地走了出来，和我母亲常常说的那种大踏步地走上布伦得屯栖鸦庐的庭园那一次，完全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