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周六，直子打来电话。我们在周日幽会了。我想大概还是称为幽会好，此外我想不出确切字眼。
我们一如上次那样在街上走，随便进一间店里喝咖啡，然后再走，傍晚吃罢饭，道声再见分手。她依旧只有片言只语。看上去她本人也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我便也没有特别搜肠刮肚。兴致上来时，说一下各自的生活和大学的情况，但都说得支离破碎，没什么连贯性。我们绝口不提过去，只是一个劲儿地在街上走。所幸东京城市大，怎么走也不至于走遍。
我们差不多每周见面，就这样没完没了地走。她在前边，我离开一点跟在后头。直子有各种各样的发卡，总是露出右侧的耳朵。由于我看的尽是她背部，这点现在仍记得一清二楚。直子害羞时往往摸一下发卡，然后掏手帕抹抹嘴角。用手帕抹嘴是她想要说什么事的习惯动作。如此看得多了，我开始逐渐对直子产生了一丝好感。
她在武藏野郊外的一所女子大学就读。那是个以英语教育闻名的小而整洁的学校。她公寓附近有一条人工渠流过，我俩时常在那一带散步。直子有时把我带进自己房间做饭给我吃。即使两人单独在房间，看上去她也并不怎么介意。她的房间干净利落，一概没有多余之物。若不是窗台一角晾有长筒袜，根本看不出是女孩居室。她生活得极为简朴，似乎也没有什么朋友。就高中时代的她来说，这种生活情景是不可想象的。我所知道的她总是身穿艳丽的衣服，前呼后拥一大帮朋友。目睹她如此光景的房间，我隐约觉得她恐怕也和我同样，希望通过上大学离开原来的城市，在没有任何熟人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我选择这所大学，是因为我的高中同学没一个人报考这里。”直子笑道，“所以我才进到这里，我俩进的可都是有点凄凉的大学啊，知道吗？”
不过，我同直子的关系也并非毫无进展。直子一点一点地依顺了我，我也依顺了直子。暑假结束，新学期一开始，直子便十分自然地、水到渠成地走在我身旁了。我想这大概是她将我作为一个朋友予以承认的表示，再说和她这样美丽的姑娘并肩而行，也并非令人不快之事。我们两人漫无目标地在东京街头走来转去，上坡，过河，穿铁道口，只管走个没完。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反正走路即可。仿佛举行某种拯救灵魂的宗教仪式一般，我们专心致志地大走特走。下雨就撑伞走。
秋日降临，寄宿院的中庭铺满了榉树落叶。穿上毛衣，顿时感到新季节的气息。我穿坏了一双皮鞋，新买了双轻便运动鞋。
至于那段时间里我们说了怎样的话，我已经记不完整。大概也没说什么正正经经的话。我仍旧避免谈及过去的一切，木月这一姓氏几乎没从我们口中道出过。我们仍像以往那样寡言少语，那时早已习惯两人在饮食店默默对坐了。
直子愿意听敢死队的故事，我经常讲给她听。一次，敢死队和同班的一个女孩子（当然也是地理学专业的女生）幽会，晚间回来时，一副大为沮丧的样子。那是六月间的事，当时他问我：“我、我说，渡边君，和、和女孩子，该怎么说话，一般？”我记不得当时是怎样回答的了，反正他是彻底找错了咨询对象。七月间，不知是谁趁他不在时把阿姆斯特丹运河摄影揭掉，换上了旧金山的金门大桥，理由也再简单不过：说是想知道他能否一边看着金门大桥一边手淫。我便随口迎合说他干得极为开心，于是又不知是谁换成了冰山照。照片每更迭一次，敢死队便显出狼狈得不知所措的神情。
“到底是谁，干、干这种勾当？”他说。
“噢，这个——不过不挺好么？照片都满不错啊。别管他谁干的，还不是求之不得！”我安慰道。
“话是那样说，可就是觉得心里怪别扭的。”
我一讲起敢死队，直子就发笑。由于她很少笑，我便经常讲起。不过说心里话，我真不大忍心把他作为笑料。他出生在一个经济并不宽裕的家庭，是家里的不无迂腐的第三个男孩。况且，他只是想绘地图——那是他可怜巴巴的人生中的一点可怜巴巴的追求，谁有资格来加以嘲笑呢！
尽管如此，敢死队的逸闻还是成了宿舍里必不可少的话题。事到如今，并非我想停战就能偃旗息鼓的了。再说，能见到直子的笑脸，对我来说也是件开心的事。结果，我仍旧向大家继续提供敢死队的近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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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子问我有没有一度喜欢过的女孩，我把分手的那个女孩的事告诉她。我说，那女孩人不错，我也喜欢同她睡觉，现在也不时有些怀念，但不知何故，就是不曾为之倾心。或许我的心包有一层硬壳，能破壳而入的东西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才不能对人一往情深。
“这以前从没爱过谁？”直子问。
“没有。”我回答。
她便没再问下去。
当秋天过去，冷风吹过街头的时节，她开始不时地依在我的胳膊上了。透过粗花呢厚厚的质地，我可以微微感觉到直子的呼吸。她时而挽起我的胳膊，时而把手插进我的大衣口袋里，特别冷的时候，就紧贴在我身旁簌簌发抖，但也仅此而已。她的这些动作并无更深的含义。我双手插进大衣口袋，一如往常地走动不止。我和直子穿的都是胶底鞋，几乎听不见两人的脚步声，只有踩上路面硕大的法国梧桐落叶的时候，才会发出“嚓嚓”的干燥声响。而一听到这种声响，我便可怜起直子来。她所希求的并非是我的臂，而是某人的臂，她所希求的并非是我的体温，而是某人的体温。而我只能是我，于是我觉得有些愧疚。
随着冬日的延伸，我感到她的眼睛比以前更加透明了。那是一种清澈无比的透明。直子时常目不转睛地注视我的眼睛，那并无什么缘由，而又似乎有所寻觅。每当这时，我便产生无可名状的寂寞、凄苦的心绪。
我开始思索，或许她想向我倾诉什么，却又无法准确地诉诸语言。不，是她无法在诉诸语言之前在心里把握它，惟其如此才无法诉诸语言。她不时摸一下发卡，或用手帕擦一下嘴角，或不知所以然地凝视我的眼睛。如果可能的话，有时我真想将她一把紧紧地搂在怀里，但又总是怅惘地作罢。我生怕万一因此而伤害了直子。这样，我们继续在东京街头行走不止，直子在空漠中继续“苦吟”不休。
宿舍楼的同伴，每当直子打来电话，或我在周日早上出门时，总少不了奚落我一番。说理所当然也属理所当然，大家都确信我有个恋人。这既无法解释，又无须解释，只有听之任之。晚间回来时，总会有人出言不雅，什么用什么体位搞的啦，她的那里什么样啦，内裤是什么颜色啦等等，不一而足，我便信口敷衍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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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着，我从十八岁进入了十九岁。太阳出来落去，国旗升起降下。每当周日来临，便去同死去的朋友的恋人幽会。若问自己现在所做何事，将来意欲何为，我都如坠雾中。大学课堂上，读克洛岱尔，读拉辛，读爱森斯坦，但这些书几乎对我没有任何触动。班里边，我没结交一个朋友，宿舍里的交往也是不咸不淡的。宿舍那伙人见我总是一个人看书，便认定我想当作家。其实我并不特别想当作家，什么都不想当。
我几次想把这种心情告诉直子，我隐约觉得她倒能够某种程度地正确理解我的所思所想，但是找不到用来表达的词句。莫名其妙，我想，莫非她的“苦吟”病传染了我不成。
一到周末晚间，我就坐在有电话的门厅的椅子上，等待直子打来电话。大家差不多都已外出游玩，因此门厅里比平日要多少寂静一些。我一边注视沉默的空间里闪闪浮动的光粒子，一边力图确定心的坐标。我到底在追求什么呢？别人又到底向我追求什么呢？结果找不到像样的答案。我时不时向空间漂浮的光粒子伸出手去，但指尖什么也触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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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经常看书，但并不是博览群书那种类型的嗜书家，而喜欢反复看同一本自己中意的书。当时我喜欢的作家有：杜鲁门•卡波蒂、约翰•阿珀达依库、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莱蒙特•钱勒德[1]。无论班里还是寄宿院内，我没发现一个人喜欢这类小说。他们读的大多是高桥和巳[2]、大江健三郎和三岛由纪夫，或者法国当代作家。这样，说话当然说不到一起，我只能一个人默默阅读，而且读了好几遍，时而合上眼睛，深深地把书的香气吸入肺腑。我只消嗅一下书香，抚摸一下书页，便油然生出一股幸福之感。
>[1] 均为美国现代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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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十八岁那年的我来说，最欣赏的书是阿珀达依库的《半人马星座》。但在反复阅读的时间里，它逐渐失去了最初的光彩，而把至高无上的地位让给了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而且《了不起的盖茨比》对我始终是绝好的作品。兴之所至，我便习惯性地从书架中抽出《了不起的盖茨比》，信手翻开一页，读上一段，一次都没让我失望过，没有一页使人兴味索然。何等妙不可言的杰作！我真想把其中的妙处告诉别人，但环视四周，竟无一人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甚至连想读的人都没有！在一九六八年，阅读菲茨杰拉德的作品，虽然算不得反动之举，也终非值得提倡的行为。
那时候，我身边仅仅有一个人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我同他要好起来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姓永泽，是东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比我高两年级。我们同住一栋宿舍楼，充其量是点头之交。一天，当我坐在食堂朝阳的地方一边晒太阳一边看《了不起的盖茨比》时，他挨我身边坐下，问我读什么。我说读《了不起的盖茨比》。“有趣吗？”他问。我答已经通读三遍了，读的次数越是多，越觉得有趣的部分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