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她为什么自杀，谁也弄不明原因，和木月的情况一样，一模一样。年龄也是十七，直到事件发生前也没有自杀的征兆，遗书也没有——一样吧？”
“倒是的。”我说。
“大伙都说那孩子聪明过分了，看书看过头了。可也是，确实手不离书，有好大一堆书。姐姐死后我也看了不少，心里很难过。书里有她写的字，夹着标本花，还夹有男朋友的信。为此我哭了好几场。”
直子停了一下，默然转动着狗尾草穗。
“差不多所有的事情都能自己一手处理，几乎没找过谁商量或求人帮忙。也不是因为自尊心特别强，不过是觉得那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大概。父母也对此习以为常，说这孩子撒手不管也不要紧。我倒是经常找姐姐商量，她非常热心地教这个教那个，可自己不找任何人商量，全都一个人解决。既不发脾气，也没有不高兴的时候，真的，不是夸大其词。女人嘛，例如来月经的时候不是心情烦躁得要冲人发火吗，或多或少。姐姐连这种情形也没有。在她身上，是用消沉来代替不高兴的。往往两三个月就来一次，一连两三天闷在自己房间睡觉。学校不去，东西也几乎不吃。把房间光线弄得暗暗的，什么也不做，只是发呆，但不是不高兴。我一放学回来，就把我叫到房间里，让挨她坐下，一一问我那一天做了什么。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不外乎和同学做什么游戏了、老师讲什么了、测验成绩如何了等等。姐姐都听得很专心，还谈感想，提建议。可要是我不在——例如去跟朋友玩或出去练芭蕾——她就继续一个人发呆。这两三天一过，她就一下子恢复得和平时一个样，神采飞扬地上学去。这种情形，嗯——好像是持续了四年。一开始的时候，父母也不放心，大概找医生商量过。但她总是两三天一过就好得利利索索的，所以父母后来就以为反正不管也会自然好起来的，说她是个聪明刚毅的孩子。”
“可是姐姐死后，我无意中听过父母的谈话。谈的是早就死去的父亲弟弟的事。说那个人也是脑袋好使得很，十七到二十一岁在家里一关四年，结果一天突然说要外出，就跳进电车轨道给压死了。所以父亲这样说来着：‘还是血统关系吧，我这方面的。’”
直子一边说一边用指尖一点点掐掉狗尾草穗，撒在风中吹走。全部掐光以后，便把那根梗像缠细绳似的一圈圈缠在手指上。
“发现姐姐死的是我。”直子接着说，“小学六年级的秋天，十一月，天下着雨，一整天都阴沉沉的。当时姐姐读高中三年级。我练完钢琴回来是六点半，母亲正在准备晚饭，让我叫姐姐吃饭。我跑上二楼，敲姐姐房间的门，喊声吃饭了。可是，没应声，静静的，我觉得有点奇怪，又敲了一下开门进去。本来我以为她睡着了呢，不料姐姐没睡，站在窗口前，脖子稍歪，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就像在思考什么。房间里一片昏暗，灯也没开，所有东西都显得朦朦胧胧的。我招呼说：‘干什么呢，吃饭喽！’但说完后，发觉她的个子比平时高。我有些纳闷儿：怎么回事呢？是穿高跟鞋，还是蹬在什么台子上了呢？我就走到跟前，刚要开口时，心里猛地一震：原来脖子上有一根绳索。那绳从天花板梁上笔直地垂下来——那可是真直，直得可怕，简直像用墨斗在空间‘绷’地打下的一条线。姐姐穿着白色的短罩衫——对了，正是我现在身上这件便式的，下身一条灰裙子。脚尖像跳芭蕾舞一样紧绷绷地伸着，地面与脚尖之间有二十厘米左右没有任何阻碍的空间。那情形，我看得可真切着呢。还有脸，脸也看了，不能不看。我心想得赶紧到下边告诉母亲，得大声喊叫，可身体偏偏不听使唤，偏离我的意识自行其是。本来我的意识要赶快下去，身体却要擅自把姐姐的身体从绳子上解下。当然，这不是一个小孩子能办到的，于是呆愣了五六分钟，处于虚脱状态，什么都不明白了，就像体内什么东西僵死了似的。我在那里一动没动，直到母亲来看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还没动，和姐姐一起，在那又暗又冷的地方……”
直子摇摇头：
“那以后三天时间里，我一句话都没说，像死在床上了似的，只是眼睛睁着定定不动，好像毫无知觉了。”直子把身体靠在我胳膊上，“信上写了吧？我是个比你想的要不健全得多的人。我病的时间比你想的要长久得多，根也深得多。所以，如果你能往前行的话，希望你只管一个人前行就是，别等我。想和其他女孩睡觉就睡好了。别考虑我顾忌我，喜欢什么就尽情做什么。要不然，我说不定会拖累你的。我，不管发生什么，这事是绝对不想做的。不想耽误你的人生，也不想耽误任何人的人生。我刚才就已说过，只要你时常来看我，永远记着我——我希望的只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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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的却不只是这个。”我说。
“不过，要是和我牵扯在一起，会毁掉你的一生。”
“我不会毁掉什么。”
“可我或许永远也恢复不过来。即使那样你也等我？能十年二十年地等我？”
“你太悲观了，”我说，“在黑夜、噩梦、死人的力量面前太胆小了。你必须做的是忘记这些。只要忘记，你肯定能恢复的。”
“要是能忘掉的话……”直子摇着头说。
“从这里出去，一起生活好么？”我说，“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保护你不受黑夜和梦的干扰，还可以抱你——当离开玲子后你还感到难受的时候。”
直子更紧地贴住我胳膊，说：“要是能那样该有多好啊！”
快到三点时，我俩返回咖啡店。玲子一面看书一面听立体声短波中的勃拉姆斯钢琴协奏曲。在没有一个人影的空旷草地一角播放勃拉姆斯乐曲，也的确是妙不可言。玲子吹着口哨，模仿第三乐章大提琴出现的旋律。
“布克•霍斯和彪姆。”玲子说，“这段乐曲，过去我听得几乎把唱片纹都磨光了，真的磨光了。从头到尾听得一点不剩，像整整舔了一遍一样。”
我和直子要来热咖啡。
“话说了？”玲子问直子。
“嗯，说了好多好多。”直子说。
“一会儿可得如实招来哟，他的那个怎么样。”
“哪里干那事了。”直子红着脸说。
“真的什么没干？”玲子又问我。
“是没干。”
“扫兴！”玲子真像很扫兴似的。
“是啊。”我边呼咖啡边说。
※
晚饭光景同昨天差不多。气氛、讲话声、人们的面孔一如昨日，只是食谱不同。昨天大讲无重力状态下胃液分泌的那个白大褂男子，凑到我们三人这张桌来，这回喋喋不休的是脑之大小与其能力的相互关系。我们一边吃着掺有大豆的汉堡牛肉饼，一边无可奈何地听他大讲俾斯麦和拿破仑等人的脑容量。他把碟子推到一边，用圆珠笔在便笺上画出大脑图形，边画边口中念念有词，“哎呀，这里不对，”一再修修改改。画完后，便如获至宝地将那便笺藏进衣袋，把圆珠笔别在胸前。胸袋上居然插着三支圆珠笔，还有铅笔和规尺。吃罢饭，又重复了一句“这里的冬天不错哟，下次务必冬天里来看看”，这才离去。
“这人是医生，还是患者？”我问玲子。
“你看是哪一类？”
“实在琢磨不透。反正看上去不大地道。”
“医生，叫宫田。”直子说。
“不过在这里边，那人脑袋最神经不过，我敢打赌。”玲子道。
“嗯，他脑袋也少根弦。”玲子用叉子扎着花揶菜，点头说道，“的确，天天早上一边嘴里不知所云地大吼大叫，一边做那不伦不类的广播体操。还有，直子进来前有个叫木下的经理女儿，发神经自杀未遂；一个叫德岛的护理员，去年酒精中毒，闹得天翻地覆，被解雇打发走了。”
“把病员和职员全部对换位置还差不多。”我来了兴致。
“高见高见！”玲子一晃一晃地挥着叉子说，“你也慢慢开窍，懂得社会结构了嘛！”
“好像。”我说。
“我们的正常之处，”玲子说，“就在于自己懂得自己的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