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隔两年，我回想起那天其余的时间，那一晚以及第二天，只记得一批又一批的警察、摄影师和新闻记者在盖茨比家的前门口进进出出。外面的大门口有一根绳子拦住，旁边站着一名警察，不让看热闹的人进来，但是小男孩们不久就发现他们可以从我的院子里绕过来，因此总有几个孩子目瞪口呆地挤在游泳池旁边。那天下午，有一个神态自信的人，也许是一名侦探，低头检视威尔逊的尸体时用了“疯子”两个字，而他的语气偶然的权威就为第二天早上所有报纸的报道定了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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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报道大多数都是一场噩梦——离奇古怪，捕风捉影，煞有介事，而且不真实。等到米切里斯在验尸时的证词透露了威尔逊对他妻子的猜疑以后，我以为整个故事不久就会被添油加醋在黄色小报上登出来了——不料凯瑟琳，她本可以信口开河的，却什么都不说，并且表示出惊人的魄力——她那描过的眉毛底下的两只坚定的眼睛笔直地看着验尸官，又发誓说她姐姐从来没见过盖茨比，说她姐姐和她丈夫生活在一起非常美满，说她姐姐从来没有什么不端的行为。她说得自己都信以为真了，又用手帕捂着脸痛哭了起来，仿佛连提出这样的疑问都是她受不了的。于是威尔逊就被归结为一个“悲伤过度精神失常”的人，以便这个案子可以保持最简单的情节。案子也就这样了结了。
但是事情的这个方面似乎整个都是不痛不痒、无关紧要的。我发现自己是站在盖茨比一边的，而且只有我一人。从我打电话到西卵镇报告惨案那一刻起，每一个关于他的揣测、每一个实际的问题，都提到我这里来。起初我感到又惊讶又迷惑；后来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他还是躺在他的房子里，不动，不呼吸，也不说话，我才渐渐明白我在负责，因为除我以外没有任何人有兴趣——我的意思是说，那种每个人身后多少都有权利得到的强烈的个人兴趣。
在我们发现他的尸体半小时之后我就打了电话给黛西，本能地、毫不迟疑地给她打了电话。但是她和汤姆那天下午很早就出门了，还随身带了行李。
“没留地址吗？”
“没有。”
“说他们几时回来了吗？”
“没有。”“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吗？我怎样能和他们取得联系？”
“我不知道；说不上来。”
我真想给他找一个人来。我真想走到他躺着的那间屋子里去安慰他说：“我一定给你找一个人来，盖茨比。别着急。相信我好了，我一定给你找一个人来……”
迈耶·沃尔夫山姆的名字不在电话簿里。男管家把他百老汇办公室的地址给我，我又打电话到电话局问讯处，但是等到我有了号码时已经早就过了五点，没有人接电话了。
“请你再摇一下好吗？”
“我已经摇过三次了。”
“有非常要紧的事。”
“对不起，那儿恐怕没有人。”
“我说，老兄，你一定得替我找个人来。你一定得想想办法。我一个人可受不了这个罪啊。”
有人来找我提问题，但是我脱了身跑上楼去，匆匆忙忙翻了一下他书桌上没锁的那些抽屉——他从没明确地告诉我他的父母已经死了。但是什么也找不到——只有丹·科迪的那张相片，那已经被人遗忘的粗野狂暴生活的象征，从墙上向下面凝视。
第二天早晨我派男管家到纽约去给沃尔夫山姆送一封信，信中向他打听消息，并恳请他搭下一班火车就来。我这样写的时候觉得这个请求似乎是多此一举。我认为他一看见报纸肯定马上就会赶来的，正如我认为中午以前黛西肯定会有电报来的——可是电报也没来，沃尔夫山姆先生也没到；什么人都没来，只有更多的警察、摄影师和新闻记者。等到男管家带回来沃尔夫山姆的回信时，我开始感到傲视一切，感到盖茨比和我可以团结一致横眉冷对他们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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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又匆匆附了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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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电话铃响，长途台说芝加哥有电话来，我以为这总该是黛西了。但等到接通了一听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很轻很远的。
“我是斯莱格……”
“是吗？”这名字很生疏。
“那封信真够呛，是不？收到我的电报了吗？”
“什么电报也没有。”
“小派克倒霉了，”他话说得很快。“他在柜台上递证券的时候给逮住了。刚刚五分钟之前他们收到纽约的通知，列上了号码。你想得到吗？在这种乡下地方你没法料到……”
“喂！喂！”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打断了他的话。“你听我说——这不是盖茨比先生。盖茨比先生死了。”
电话线那头沉默了好久，接着是一声惊叫……然后咔哒一声电话就挂断了。
我想大概是第三天，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城镇来了一封署名亨利·C·盖兹的电报。上面只说发电人马上动身，要求等他到达后再举行葬礼。
来的是盖茨比的父亲，一个很庄重的老头子，非常可怜，非常沮丧，这样暖和的九月天就裹上了一件蹩脚的长外套。他激动得眼泪不停地往下流，我从他手里把旅行包和雨伞接过来时，他不停地伸手去拉他那撮稀稀的花白胡须，我好不容易才帮他脱下了大衣。他人快要垮了，于是我一面把他领到音乐厅里去，让他坐下，一面打发人去搞一点吃的来。但是他不肯吃东西，那杯牛奶也从他哆哆嗦嗦的手里泼了出来。
“我从芝加哥报纸上看到的，”他说，“芝加哥报纸上全都登了出来。我马上就动身了。”
“我没法子通知您。”
他的眼睛视而不见，可是不停地向屋子里四面看。
“是一个疯子干的，”他说，“他一定是疯了。”
“您喝杯咖啡不好吗？”我劝他。
“我什么都不要。我现在好了，您是……”
“卡罗威。”
“呃，我现在好了。他们把杰米放在哪儿？”
我把他领进客厅里他儿子停放的地方，把他留在那里。有几个小男孩爬上了台阶，正在往门厅里张望；等到我告诉他们是谁来了，他们才勉勉强强地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盖兹先生打开门走了出来，他嘴巴张着，脸微微有点红，眼睛里断断续续洒下几滴泪水。他已经到了并不把死亡看作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的年纪，于是此刻他第一次向四周一望，看见门厅如此富丽堂皇，一间间大屋子从这里又通向别的屋子，他的悲伤就开始和一股又惊讶又骄傲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了。我把他搀到楼上的一间卧室里；他一面脱上衣和背心，我一面告诉他一切安排都推迟了，等他来决定。
“我当时不知道您要怎么办，盖茨比先生……”
“我姓盖兹。”
“……盖兹先生。我以为您也许要把遗体运到西部去。”
他摇了摇头。
“杰米一向喜欢待在东部。他是在东部上升到他这个地位的。你是我孩子的朋友吗，先生？”
“我们是很知己的朋友。”
“他是大有前程的，你知道。他只是个年轻人，但是他在这个地方很有能耐。”
他郑重其事地用手碰碰脑袋，我也点了点头。
“假使他活下去的话，他会成为一个大人物的，像詹姆斯·J·希尔(1)那样的人。他会帮助建设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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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那样，”我局促不安地说。
他笨手笨脚地把绣花被单扯来扯去，想把它从床上拉下来，接着就硬邦邦地躺下去——立刻就睡着了。
那天晚上一个显然害怕的人打电话来，一定要先知道我是谁才肯报他自己的姓名。
“我是卡罗威先生，”我说。
“哦！”他似乎感到宽慰。“我是克利普斯普林格。”
我也感到宽慰，因为这一来盖茨比的墓前可能会多一个朋友了。我不愿意登报，引来一大堆看热闹的人，所以我就自己打电话通知了几个人。他们可真难找到。
“明天出殡，”我说。“下午三点，就在此地家里。我希望你转告凡是有意参加的人。”
“哦，一定，”他急忙说。“当然啦，我不大可能见到什么人，但是如果我碰到的话。”
他的语气使我起了疑心。
“你自己当然是要来的。”
“呃，我一定想法子来。我打电话来是要问……”
“等等，”我打断了他的话。“先说你一定来怎么样？”
“呃，事实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我目前待在格林威治这里朋友家里，人家指望我明天和他们一起玩。事实上，明天要去野餐什么的。当然我走得开一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