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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的一边是房子，底楼那些高大的窗子看似商店的橱窗，窗子后面可见一个个妓女小隔间。她们身上只有胸罩和裤衩，贴着玻璃橱窗，坐在垫着靠枕的小扶手椅里，那模样，活像一只只百无聊赖的大公猫。
街的另一边被一座雄伟的十四世纪哥特式教堂所占据。
在妓女的世界与上帝的世界之间，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尿骚味儿，如同分隔两个王国的一道河流。
教堂内部，从前的哥特式风格，仅残留下又高又秃的四壁、大柱、穹顶和花窗。没有一幅油画，哪儿也找不着塑像。整座教堂空空荡荡，像个体操馆。能见到的就是一排排椅子，椅子围着一座小讲坛，摆成一个大大的正方形，小小的讲坛上，架着一张布道者用的小桌子。椅子后面，是木制的小隔间，是特为城里的有钱人设的位子。
椅子的摆放和隔间的布局，丝毫没有考虑墙的轮廓和柱子的位置，似乎为了表明他们对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漠然和不屑。早在几个世纪前，卡尔文教就已把教堂变成了一个简陋的大棚，除了替祈祷的信徒遮蔽雪雨之外别无他用。
弗兰茨被迷住了：历史伟大的进军已从这巨大的殿堂里横穿而过。
萨比娜想起军事暴动之后，波希米亚地区的城堡全被收为国有，改成劳工见习所、养老院和牲口棚。她曾参观过一个那样的牲口棚，连着铁环的钩子固定在仿大理石的墙壁上，被铁链拴着的奶牛迷茫地望着窗外在城堡园子里乱跑的母鸡。
弗兰茨说：“这空荡荡的，让我着迷。人们不断添置祭坛、塑像、油画、长椅、扶手椅、地毯和书，而当解放的欢腾时刻来临，全都一扫而空，就像扫除饭桌上的残渣一般。你能想象一下扫荡这座教堂的赫拉克勒斯巨人之帚吗？”
萨比娜指着一个木隔间说：“穷人要站着，富人则有隔间可坐。但有一种别样的东西把银行家和穷人联合在了一起：对美的仇视。”
“什么是美？”弗兰茨问，突然记起最近曾被迫陪同妻子出席一次艺术展览开幕仪式。尽是没完没了的空洞词藻和讲演，是文化的虚空，是艺术的虚空。
神父唱戏似地诵一句，大家齐声跟着重复一遍。念的是连祷文。经文循环往复，犹如朝圣者的双眼离不开乡土，犹如临终者不忍离世。她在最后一排长椅上坐下；时而闭上双眼，只为倾听那音乐般的祈祷，继而又睁开，望着头顶上方被涂成蓝色的穹顶和穹顶上一颗颗硕大的金色星星，她渐渐被迷住了。
在这座教堂里，她无意中遇到的，不是上帝，却是美。与此同时，她很清楚，教堂和连祷文本身并不美，而是与她所忍受的终日歌声喧嚣的青年工地一比，就显出美来。这场弥撒如此突兀又隐秘地出现在她眼前，美得如同一个被背弃的世界。
从此，她明白了，美就是被背弃的世界。只有当迫害者误将它遗忘在某个角落时，我们才能与它不期而遇。美就隐藏在五一节游行的场景背后。要发现美，就必须把那场景击破。
“这是我第一次被教堂迷住。”弗兰茨说。令他激奋的，既非新教教义，亦非禁欲苦行，而是别的东西，某种极为私密性的东西，他不敢在萨比娜面前提起。他仿佛听到了一个声音，叫他抓住赫拉克勒斯巨人之帚，把玛丽-克洛德的艺术展开幕式、玛丽-安娜的歌剧明星，把代表大会、研讨会，还有空洞的讲演和废话从他的生活中统统清扫出去。阿姆斯特丹教堂的空荡之广，在他看来就像是自身解放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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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去过众多的旅馆，一次，他们在一家旅馆床上做·爱时，萨比娜抚弄着弗兰茨的手臂说：“真难以置信，你的肌肉多发达！”
这类赞美令弗兰茨开心。他从床上起来，抓住一把沉甸甸的栎木椅的椅腿，贴地将它慢慢往上举。他边举边对萨比娜说：“你什么都不用怕，我能在任何情况下保护你，我以前还得过柔道冠军呢！”
他成功地垂直举起了椅子，一直举着不松手。萨比娜对他说：“知道你有这么强壮，真好！”
不过，在内心深处，她又对自己说：弗兰茨是很强壮，但他的力量仅仅是对外的。面对与他共同生活的人，跟他所爱的人在一起，他却很软弱。弗兰茨的软弱叫善良。弗兰茨从不向萨比娜发号施令。他绝不会像托马斯以前那样，命令她将镜子平放在地，然后赤身裸·体在上面爬来爬去。并不是他不好色，而是他没有支配力。有些事得靠暴力才能办成。比如，没有暴力，性·爱是不可想象的。
萨比娜看着弗兰茨高举着椅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觉得滑稽可笑，心里充满了一种奇怪的忧伤。
弗兰茨放下椅子，面朝着萨比娜坐下。
“生得强壮，不至于让我不高兴，”他说，“可凭这身肌肉在日内瓦又能有什么用呢？这身肌肉就好像一身华服，是孔雀的羽毛。我还从来没有揍过什么人。”
萨比娜继续忧郁地思考着。她若是碰上一个要对她发号施令的男人会怎样？一个想控制她的男人？她能忍受多久？五分钟都不行！由此得出结论，没有一个男人适合她，强弱皆不行。
她问：“那你为什么不偶尔用用你的力量对付我呢？”
“因为爱就是放弃力量。”弗兰茨温柔地回答。
萨比娜明白了两件事：其一，这句话很动听而且是真心话；其二，说了这句话，弗兰茨在情欲里便威风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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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卡夫卡在他的日记或书信里写过的一句话。确切的出处，弗兰茨已经记不起。他被这种说法吸引住了。活在真实里，是什么意思？否定式的定义很简单：不说谎，不欺骗，不隐瞒。从他认识了萨比娜，他就活在谎言里。他跟妻子谈起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说去马德里讲学，可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他害怕同萨比娜一道在日内瓦的大街上散步。说谎和欺骗，正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觉得好玩，就像当初他在班里是第一名，可最终却决定逃学一样，心头痒痒的。
对于萨比娜而言，要活在真实中，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别人，除非与世隔绝。一旦有旁人见证我们的行为，不管我们乐意不乐意，都得适应旁观我们的目光，我们所做的一切便无一是真了。有公众在场，考虑公众，就是活在谎言中。萨比娜瞧不起那些披露个人全部私密，乃至朋友私密的文学作品。萨比娜认为，失去私密的人失去了一切，而心甘情愿放弃私密的人则是怪物。所以萨比娜并不因需要隐藏自己的爱情而感到痛苦。相反，这正是她能活在“真实”里的惟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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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弗兰茨，他肯定地认为，一切谎言的根源来自于私人生活领域与社会生活的分界：私底下是一个人，公众场合又是另一个人。依弗兰茨看来，“活在真实里”便要消除私人生活和公众之间的阻隔。他常引述安德烈·布勒东[20]的话说他情愿生活在一间“玻璃房”里，没有任何秘密，对所有的目光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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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饰多难看！”当他听到妻子对萨比娜这样说时，他顿时明白了，自己已经无法再继续生活在谎言之中。那一刻，他本该出面维护萨比娜。他没那么做，仅仅是因为担心暴露了他们的私情。
鸡尾酒会后第二天，他准备与萨比娜一道去罗马待两日。“这首饰多难看！”这几个字不断在他脑海里回荡，妻子在他眼里变得判若两人。她再也不是一直以来他心目中的那个她。她咄咄逼人，滴水不漏，咋咋呼呼，风风火火，把他从二十三年婚姻生活中耐着性子以善相待的重压之下解脱了出来。他回想起阿姆斯特丹教堂里那无限的空阔，觉得那种空荡在他心灵深处激起了一种奇特又难以理解的冲动。
他收拾起行李，玛丽-克洛德走进房间。她谈起昨日的宾客，对她所听到的某些观点，她极力附和，而对另一些观点，则以尖刻的语调加以谴责。
弗兰茨久久地凝视着她，然后开口说：“罗马没有什么会议。”
她糊涂了：“那么，你为什么要去？”
他答道：“我有一个情妇，来往有九个月了。我不想跟她在日内瓦见面。所以我才经常外出。我觉得还是先跟你说清楚为好。”
说完开头几句，他便怕了；最初的勇气消失了。他别过头去，不看玛丽-克洛德的脸，惟恐见到因他的话而引起的绝望表情。
短暂的停顿之后，他听到她说：“是的，我也觉得先跟我说清楚为好。”
她的语气很坚定，弗兰茨抬起头来：玛丽-克洛德一点也不沮丧。她的神态，还是跟那个高声说“这首饰多难看！”的女人一模一样。
她接着又说：“既然你有勇气对我说出你已骗了我九个月，能不能告诉我是跟谁？”
他一直告诫自己不应冒犯玛丽-克洛德，必须尊重她身上的那个女人。可是玛丽-克洛德身上的那个女人都已变成什么样了？换句话说，他将之与妻子联系在一起的母亲形象已变成了什么样子？他母亲，那个悲凄、受伤，穿着不成双的鞋的妈妈，已离玛丽-克洛德远去；也许根本不是，其实她从来不曾依附在玛丽-克洛德身上。他醒悟到了这一点，一股恨意油然而生。
“我没有任何理由向你隐瞒。”他答道。
既然骗她并不构成对她的伤害，那告诉她谁是她的情敌，一定能刺痛她。他直视着她，说出了萨比娜的名字。
不久，他与萨比娜在机场碰面。飞机起飞了，他感觉越来越轻松，心想，经过九个月之后，他终于重又开始活在真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