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俄军占领托马斯的国家五年来，布拉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托马斯在街上遇到的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些人了。他一半的朋友都移民走了，留下的人当中也有一半都死了。这个事实是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会记录下来的：俄军占领后的几年是葬礼的年代，死亡从未如此频繁过。我不仅仅是指像扬·普罗恰兹卡那样被追逼而死的人（这种情况的总数是很少的）。广播每天都在播放扬·普罗恰兹卡的私人谈话录音，十五天后他就住了院。在他身体里无疑已小心潜伏了一段时间的癌细胞，像玫瑰开放一样地扩散了开来。手术在警方的监视下进行，当他们确认这个小说家已经没救了，也就对他失去了兴趣，让他死在了妻子的怀里。但死亡也降临到了那些没有直接受到迫害的人身上。绝望攫住了整个国家，控制并压垮了一个个肉体，一直渗透到了灵魂。一些人拼命地在逃避当权者的宠幸，当权者想以荣誉困住他们，强迫他们在公开场合露面，不离新当权者的左右。诗人弗朗齐歇克·赫鲁宾就是这样，为了逃避党的关爱而死的。他竭尽全力一直在躲避的文化部部长，还是在他的棺材里抓住了他。他在墓地上发表了关于诗人如何热爱苏联的一番演讲。也许他这样大放厥词是为了唤醒诗人。然而世界是如此丑陋，没有人会愿意起死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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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到火化馆去参加一个被逐出大学和科学院的著名生物学家的葬礼。为了防止葬礼变成集会，讣告上禁止写明时间。直到最后一分钟，亲属才被告知死者将在早晨六点半火化。
进入火化馆，托马斯简直不能理解所看到的事情：大厅被照得好像电影拍摄场一样。他惊奇地看了看周围，发现大厅的三个角都装上了摄像机。不，这不是电视台在录像，而是警方在拍葬礼的情况，以确认参加葬礼的都是什么人。过世的学者的一个老同事，现在还是科学院的院士，斗胆在棺木前讲了几句话。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就这样成了电影明星。
仪式结束后，大家与死者家属一一握手，托马斯看到在大厅的一角有一小队人，其中他认出了那个体形高大的驼背记者。这些人个个无所畏惧，当然，他们之间被一种伟大的友情相互维系着，对他们，他不禁又感到了一股思念之情。他走近那个记者，对他微微一笑，想向他问个好，可是这个高大的驼背男人对他说：“小心，大夫，最好不要靠过来。”
这句话很奇怪。他可以从中体会到这是个真诚而友善的警告（“当心，都被拍下来了，要是您跟我们说话，肯定会受到又一次审讯。”）。但还有一层讽刺的意味是不能抹去的（“您没有勇气在请愿书上签名，理智点吧，不要和我们沾上边！”）。不管是什么样的解释，托马斯都认，于是悄悄走开了。他感觉像是在火车站台上遇到了一个陌生的美人，她正要登上一辆快车的卧铺车厢，当他想要对她表达爱慕之情的时候，那个美人伸出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不让他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