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对着喇叭又把刚才的话喊了一遍。同第一次一样，回答的仍然是一片无尽冷漠的沉寂。
弗兰茨在观察。对岸的沉寂像一记耳光打在每个人脸上。甚至连打着白旗的歌手和那位美国女演员也不自在起来，不知如何是好。
弗兰茨突然感到，所有人也包括他自己，是多么可笑，但这种意识的觉醒并未令他离开大家，也没能在他身上激起一丝讽刺的意味。相反，他的心底涌起了一份对他们的无尽的爱，就像是对患上了不治之症的病人产生的那种爱。是的，伟大进军就要到尽头了，但这难道就足以成为弗兰茨背叛它的理由吗？他自己的生命不也是走到了尽头了吗？面对这群陪着勇敢的医生们来到边境线的人，难道他该嘲笑他们的表现癖吗？除了表演以外，所有这些人还能做些别的什么呢？他们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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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茨是对的。我想起了那位在布拉格组织签名请愿运动、要求赦免政治犯的记者。他很清楚这种请愿运动帮不了犯人，其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真的就能释放那些犯人，而是为了明白仍然有人无所畏惧。他所做的也近乎是在演戏，但他没有别的可能。在行动和演戏之间，他别无选择。他惟有一种选择：要么演戏，要么什么也不干。在某些情况下，人注定要演戏。他们与沉默势力的抗争（反对河对岸的沉默势力，反对变成无声的窃听器藏在墙中的警察），是一个剧团向一支军队发起的战斗。
弗兰茨看见自己那位来自索邦大学的朋友举起拳头，在威胁对岸的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