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城总督衙门口，今上午忽然变得热闹起来。大公子曾纪泽正在忙忙碌碌地张罗着，一根丈把高的竹竿上悬挂着一挂长长的鞭炮，鞭炮下面站着一排吹鼓手。过一会儿，二公子曾纪鸿也走了出来，身后跟着一队府里的听差。四周的百姓感到奇怪：看这架势，总督衙门今天像是有喜事，但又不见张灯结彩、披红挂绿；若是办丧事哩，又不见戴白系麻的，门前也没有招魂幡。只见老家人荆七从前面大路上小跑过来，对纪泽说：“大公子，马车就要到了！”说完后，又走到吹鼓手队跟前，吩咐做好准备。
正说话间，一辆三匹马拉着的大马车停在门前大坪中，纪泽忙拉着纪鸿走过去，跪在马车前。车里走出李鸿章的幼弟李昭庆。他刚一下车，荆七便挥挥手，早已准备好的一群听差都走了过去，七手八脚地从马车上卸下二十四根长八尺、径长一尺二寸的大圆木来，每根圆木的腰间系一根红布条。这时鞭炮轰响，鼓乐齐鸣，纪泽兄弟对着圆木叩头不止。荆七一声吆喝，四十八个听差，抬起二十四根圆木，鱼贯踏上台阶，走进衙门。纪泽、纪鸿低着头走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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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二十四根圆木，是两副棺材的用料。去年，曾国藩离开江宁前夕，李鸿章赶来送行，问恩师在江南尚有何未了私事。曾国藩悄悄对他说，已在江西建昌定下了两副棺木料，方便时，请他带到保定来。李鸿章谨记在心，赴西北前夕，他将此事交给昭庆，要弟弟亲到建昌去督办。他要把这两副棺木作为自己的礼物送给恩师，尽一点做门生的孝心。
曾国藩在书房里亲热地接见了李昭庆，并验看了千里运来的建昌木。但见根根光亮笔直，纹理细密，仔细嗅一嗅，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建昌木身上常见白色波澜条纹，故又叫建昌花板。这建昌花板号称做棺材的上等佳料，又经李昭庆从上万根木料中亲自选出，岂有不好之理！正在谈论下一步如何制造的时候，巡捕报：“圣旨到！”
曾国藩慌忙换上朝服来到公堂，刚升为吏部侍郎的周寿昌亲自赍旨来到，朗声诵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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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事起之后，作为直隶总督，曾国藩早已做好了到天津查办的准备，他对这道圣旨不感到意外，对圣旨中所提到的惩办迷拐人口及为首滋事人员的决定，他也深表同意。但这件事办起来，必有千难万难，曾国藩心中也非常清楚。不过，他却不能推辞，只得答道：“臣曾国藩遵旨。”
周寿昌念过上谕之后，随即走过来，双手扶起病体衰弱的曾国藩，心里涌起一股怜悯之情。
“涤生兄，这是件极难措手的事，京中议论甚多。”周寿昌关心地说。
“我知道。”曾国藩的情绪十分低落，“但我身为直隶总督，天津闹事，我能不管吗？”
“要么这样，”周寿昌望着曾国藩满是皱纹又略带浮肿的长脸，以及两只上下眼皮几乎完全靠拢的眼睛，诚恳地说，“我去回复皇太后，说你重病在床，不能起身，请太后另简别人。”
对老朋友的这番情义，曾国藩深为感谢。一瞬间，他也觉得可以接受，本来自己就已告假在先，并非临事推诿。但他转念一想，又觉不妥。此事关系太大了，处理得好不好，都直接牵连到整个国家的命运。自古忠臣遇到国家危难之事，即使重病在床也要力疾受命；当年林文忠公就是这样死在前赴广西的路上，赢得了千古忠贞的美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悲壮的诗句在他的脑子里浮起，他决心向林则徐学习：力疾受命。
“应甫，你回去禀报皇太后、皇上，就说我过两天就出发，一定要把天津的事情处理好，请圣上放心。”
送走周寿昌后，曾国藩一直一个人怔怔地枯坐在书房里，不吃不动，仿佛老僧入定一般。夜晚，欧阳夫人亲自送来一碗参汤，劝他喝下，又劝他为国为家保重身体，早点躺下休息。他谢了夫人的好意，答应立即就睡。待夫人走后，他关好门，拨亮灯，拿出纸笔来，思量着要写点东西。
建昌花板和赴津办教案的上谕同一天到达，明明白白地预示着他此次津门之行是有去无回了。对自己这衰病之身，他无甚留恋；官居一品，封侯拜相，已位极人臣，也无甚遗憾了。他最牵挂的就是两个儿子，担心他们今后不能好好地立身处世，担心曾氏家族会有一天突然败落。这样的事，对于大家世族来说，几乎不可避免。他希望曾家能够避免，至少能推迟几代出现。要写的话，多少年来烂熟于胸，用不着多想，他笔不停挥，文不加点，一直写到鸡叫头遍才住手。写完后他又从头至尾诵读一遍，一种惆怅落寞之情油然袭来，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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