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带着赵烈文、吴汝纶、薛福成和几个兵弁,冒着六月酷暑,扶病上轿。彭楚汉建议:“大人身为直隶制军,天津又处动乱之中,此行宜以兵马壮声威。卑职愿带一千人随大人进津门。”
“不行。”曾国藩断然拒绝,“上谕说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维护大局,则不能开仗。我带兵前行,不正好给洋人动刀兵以借口吗?”
彭楚汉默然退下。
“彭军门。”曾国藩又把他叫住,“洋人猖狂无礼,后果难以预料,直隶军队有捍卫京畿之责任。你要训饬部属,决不能掉以轻心,随时准备,以防不测。”
彭楚汉领命,作为一个有十几年戎马生涯的总兵,他懂得目前形势的严峻。
绿呢大轿启行了,后面赵、吴、薛等骑马相随,沿着通往天津卫的古道缓缓前进。一望无边的京津平原在烈日暴晒下,一切生命都变得疲软懒散。两旁庄稼地里,稀稀落落地种着些高粱、玉米、西瓜、红薯,叶片低垂,藤儿干枯,全无一点生气。地里死一般的寂静,偶尔可见一两个人从高粱丛中钻出来,大口大口地喘气,然后又钻进去。这些人浑身上下一丝不挂,生长在南方的赵烈文、吴汝纶看着直摇头。古道上很少见到来往行人,偶尔所见的,也只是一些居住在附近的百姓,个个面如菜色,身如干柴。进入静海地面时,路上行人渐渐多起来,他们拖儿带女,背着大布包,神色忧伤。曾国藩叫兵弁过去打听。原来是永定河在葛渔城一带又决口了,冲毁农田庄舍无数,受灾的百姓只得背井离乡去逃难。老百姓刻骨咒骂河道河吏,骂他们将河工的款子贪污了,偷工减料,敷衍草率,欺蒙上司,贻祸百姓,是一班该千刀万剐的贪官污吏。
曾国藩坐在轿里,一颗心沉重得如同千斤铁锤。眼里所看到的已令他怆然,听到的又令他愤然,而即将面临的更令他颓然。
西洋天主教早在明末就在中国传播,到康熙年间大盛,一时有信徒好几十万。后来,因天主教不准中国信徒祭祀祖先,引起朝廷不满,而神父穆经运又参与胤禩等夺嫡之争,故雍正、乾隆之后,天主教遭到严禁。鸦片战争之后,朝廷又允许外国人传教,随之而来的便是不少纠纷。
曾国藩对天主教素来反感。天主教独尊上帝,不敬祖宗,不分男女,与他心目中的礼义伦常大相径庭,他视之为扰乱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异教。在他看来,长毛就是把这一套学了过来,结果造成十多年的大乱。至于洋人贩来的鸦片,他更是深恶痛绝。但对洋人的坚船利炮,以及诸如千里镜、自鸣钟、机器等,他又由衷地佩服。三十年前惨败于洋人的教训,他记忆犹新。十多年来亲历戎间,对外国与中国在军事上的悬殊他看得很清楚。一个基本认识已在他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与洋人相争,不在于一时一事的输赢,而在于长远的胜负。中国目前不如洋人,一旦开仗,只有失败。要靠“打脱牙和血吞”的精神,忍辱发愤,徐图自强。他以这个认识为基础,利用晚上住宿的空隙,拟了一篇《谕天津士民示》,告诫天津士民要将好义刚强之气引入正道,对教堂传闻要查访确实,不可以忿报忿,以乱招乱。十载讲和,得来不易,一朝激变,荼毒百姓。并宣告奉命而来,一以宣布圣主怀柔外国、息事安民之意,一以劝谕津郡士民,必先明理而后言好义,先有远虑而后行其刚气。曾国藩准备一进津门,就将这张告示交衙门刻版,刷印几百份,遍贴大街小巷。
远远地看到天津城绵延的城墙和高大的城门了,绿呢大轿在稍子口停下。这里离城尚有七里地,天津道员周家勋、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已在此等候多时。众人将曾国藩迎进屋里。刚一落座,便见周道台在前,张知府、刘县令在后,一齐跪在地上,高喊:“求老中堂给卑职们做主。”
说罢,对着曾国藩叩了三个响头,抬起头时,三个人都满脸是泪。曾国藩心中甚是凄楚,说:“都起来,这是什么地方!你们都是镇守天津的朝廷命官,如此哭哭啼啼的,让百姓传扬出去,岂不丢朝廷的脸?”
周家勋等人起来,不敢坐,都垂手站在曾国藩的两旁,等待他的训示。
“城里现在安定下来了吗?”
“回老中堂的话。”周家勋低头答道,“大规模的闹事起哄是没有了,但百姓心里都大不服气,许多人都在骂崇侍郎。”
“骂他什么?”曾国藩对此颇为关心。
“骂他是讨好洋人的汉奸。”刘杰插话。
曾国藩两腮的肌肉轻轻地抽搐了一下,说:“胡说八道。”
不知是中气不足,还是并不十分愤怒,这四个字显得轻飘飘的。刘杰听出了其中的味道。这次事件由围攻咒骂,发展到烧楼毙人,实由丰大业开枪的缘故。堂侄当天抬到家里后便气绝,他悲痛不已。倘若不是这个忠心的侄儿,气绝的便是他本人。他恨强盗土匪般的法国佬,因而对百姓的举动能够理解,也予以同情。他把自己的观点亮给崇厚听时,谁知也遭到丰大业枪击的崇厚非但不支持他,反而说他糊涂。刘杰觉察出曾国藩与崇厚的口气大有不同,于是壮起胆子说:“中堂大人,丰大业身为法国领事,两次枪击我朝廷命官,公然侮辱我大清帝国的尊严,且打死了卑职的家人。百姓奋然而起,捍卫朝廷尊严,伸张正义,虽然做得过头了些,但事出有因,情可宽恕。”
“刘明府,你说如何宽恕法?”曾国藩苦笑一声,“丰大业无理,可以由朝廷出面,与法国公使交涉处理,如何能就因此放火烧屋,杀死那样多与丰大业毫不相干的洋人?现在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朝廷采取宽恕的态度,不再追究,但洋人会答应吗?设身处地想一想,假若我大清国在别的国家里遭到这样的袭击,我们又会怎样想呢?我们难道就会宽恕吗?”
刘杰一时语塞。周家勋想陈述教堂迷拐幼童、挖眼剖心,百姓积怨甚深等情况,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这些事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需要等总督大人到署后详细禀报,张光藻本想诉诉对“交部议处”的委屈,见周、刘都不再说话,也就不作声了。曾国藩喝了两口茶后,吩咐起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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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绿呢大轿领头,后面跟着周家勋等人的蓝呢大轿,平日的全副执事都免去了,轿队冷冷清清的,似乎坐的都是一些受审遭贬的官员。轿队悄没声息地前进三四里路远时,忽见前面大道上黑压压地跪下一片人。走在轿队前面的戈什哈吓得忙回头禀告曾国藩,请示进止。曾国藩眉头一皱,面色不悦地说:“叫张太守、刘明府去问问,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张光藻、刘杰下了轿。过一会儿,张光藻返回,对曾国藩说:“前面跪的是天津各界士民,他们要面见中堂大人。”
“叫他们都散开!有事以后到衙门里说去!”曾国藩不耐烦地挥挥手。
张光藻很快又转回来,哭丧着脸说:“非请大人下轿接见他们不可,否则他们绝不散开。”
“这是什么话!”曾国藩气愤地说。他知道天津百姓不好对付,极不情愿地下了轿。跪在道上的士民见曾国藩走过来,立即乱哄哄地喊:“曾大人!”“老中堂!”“青天大老爷!”
曾国藩挺直腰板,两手叉腰,尽量做出昔日那种凛不可犯的风度来。无奈右眼已眯成一根线,左眼也只能睁开一点点,没有了过去的如电目光,也就没有了过去令人战栗的威严。天津士民们发现,站在他们面前的曾国藩,与他们所想象的湘军统帅完全对不上号,若没有那身吓人的一品官服,他与俺们普通老头子有什么差别!
“父老兄弟们!”曾国藩干咳了一声,大起喉咙喊道,“鄙人奉太后、皇上之命,前来处理津民与洋人斗殴之事。各位请放心,鄙人一定会遵循国法,秉公办理。”
话音刚落,人群中立即腾起一片乱糟糟的喊声:“曾大人,您要为咱们百姓撑腰!”“中堂大人,洋人是恶鬼,您可不能像崇厚那样偏袒他们!”“老中堂,您要明察秋毫呀!”
曾国藩心里烦躁起来。他强压着厌烦情绪,高声说:“父老士民们,请你们让开一条路,好让鄙人进城。”
前面跪着的几个百姓挪动了膝盖,让出了一条四五尺宽的路来。曾国藩正准备上轿,人群中突然站起一个身着长衫的青年,大声说:“老中堂,津门各书院士子公推晚生出来说几句话,请老中堂赏脸听一听。”
曾国藩见说话的士子长得眉目清秀、斯斯文文,脸上流出一丝浅笑。他平生从不怠慢读书人,尤其喜欢那些长得俊拔的年轻士子,他认为人才大都藏在这批人中。一个戈什哈从附近人家中搬来条木凳,他坐在凳子上,习惯地抬起右手梳理胡须,微微点点头。
青年士子会意,大着胆子说:“去年,老中堂由两江来到直隶,我津门全体士子人人欢喜雀跃,咸谓有老中堂这样清正廉明、治国有方的总督,直隶从此将可从疲沓中振兴起来。老中堂督直不久,便刊布《劝学篇示直隶士子》,鼓励我直隶士子以旁侠之质入圣人之道,又告诫以义理为先,以立志为本,取乡先达杨、赵、鹿、孙诸君子为表率。老中堂的教导,我津门士子都铭记在心。”
说到这里,青年士子偷眼看了一下坐在板凳上的总督,见他注意在听,气更壮了:“这次听说太后、皇上派老中堂前来处理上月的事件,津门学子比去年欢迎的心情更为强烈。上月之事,明摆着是洋人所逼,欺人太甚。往日洋人欺侮老百姓,士子们已愤愤不平,现在他们竟然公开侮辱我津郡父母官,眼中已无我大清帝国,士子们无不义愤填膺。这等洋鬼子,杀之应该。老中堂,我们都记得十多年前,您的那篇震撼天下的《讨粤匪檄》。檄文说,长毛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以此来取代我孔孟之教。此为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并号召所有血性男子共同征剿。洋人和长毛是一丘之貉,他们妄图以耶稣、《新约》来迷惑我炎黄子孙,乱我孔孟名教,津门父老奋起反抗,和当年湖湘子弟抗击长毛如出一辙。津门士子表示支持,也正是遵循老中堂之教诲,以旁侠之质入圣人之道的体现。故全体士子公推晚生出面,恳请老中堂明察士民爱国卫道的苦心。”
那士子说完又跪下去,他周围的人一齐喊:“请老中堂明察!”
“大人,我也说几句!”人群中刷地站起一个粗大的黑汉子,他是水火会的头领徐汉龙。
“你是什么人?”曾国藩见那人样子有点凶猛,遂打断他的话问。
“我是海河岸边的铁匠。”徐汉龙不理睬曾国藩眼中流露的鄙夷神色,豪放直率地说,“天津百姓放火烧教堂,捣毁育婴堂,完全是正义的行动。大人您或许不清楚这里的底细,听我拣几件事说说。”
“你说吧!”曾国藩一向倡导实事求是,捕风捉影的话他听得太多了,重要的在于具体的事实。所以他鼓励徐汉龙说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