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 刑钱师爷 · 2

发布时间: 2019-12-02 23:4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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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东翁这句话,我可以放心放手了。今天我借花献佛,先告个罪,将来要请东翁恕我专擅之罪。”

说着他举杯相敬,王有龄欣然接受,宾主如鱼得水,在座的人亦都觉得很愉快,轰然祝饮,闹过一阵,重拾中断的话题。

“现在要谈有事不可怕事。”吴委员提高了声音说道,“索性也请老夫子举例以明之。”

秦寿门略略沉吟了一下说:“有事不可怕事者,是要沉得住气,气稳则心定,心定则神闲,死棋肚里才会出仙着。大致古今律法,不论如何细密,总有漏洞,事理也是一样,有时道理不通,大家习焉不察,也就过去了,而看来不可思议之事,细想一想竟是道理极通,无可驳诘。所以只要心定神闲,想得广、想得透,蹈瑕乘隙,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亦并不难。刚才提到‘钉封文书’,我就说个钉封文书的妙事。在座各位,”他看着王有龄问道,“想来东翁一定见过这玩意?”

“见过。”王有龄答道,“原来钉封文书,用意在示机密,亦不光是州县处决犯人非受领钉封文书不可,访拿要犯也用钉封文书。久而久之,成为具文(13),封套上钉个‘瓣’,用细麻绳一拴,人人可以拆开来看,最机密变成最不机密,真正是始料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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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都不错。这件妙事,毛病就出在‘人人可以拆开来看’上面。钉封文书按驿站走,每经一县,都要加盖大印。公事过手,遇着好事的县太爷,就拆开来看一看依旧封好。有这么一位县太爷,鸦片大瘾,每天晚上在签押房里,躺在烟铺上看公事。这天也是拆了一封钉封文书看,迷迷糊糊,把那通文书在烟灯上烧掉了——”

这一下,那县太爷才惊醒过来,烧掉了钉封文书,是件不得了的事!急忙移樽就教,到刑名师爷那里求援。

“封套在不在?”那刑名师爷问。

“封套还在。”

“那不要紧!请东翁交了给我,顺便带大印来。”

县太爷照办不误,等封套取到,那刑名师爷取张白纸折好,往里一塞,拴好麻绳,盖上大印,交了回去。

“交驿递发下一站!”

“老夫子,”县太爷迟疑地问道,“这行吗?下一站发觉了怎么办?”

“东家,请你自己去想。”那刑名师爷说,“换了你是下一县,打开来一看,里头是张白纸,请问你怎么办?”

秦寿门把那个故事讲到此处,不需再往下说,在座的人应都明白,显然的,有人发现了是张白纸,也不敢声张,更不敢多事退回去。因为倘或如此,便先犯了窃视机密文书的过失,这与那学政的“位列前班,理无后顾”八字,有异曲同工之妙。

“刑名虽是‘法家’,也要多读老庄之书,才能有些妙悟。”王有龄感叹着说,“人不能有所蔽,有所蔽则能见秋毫,不见舆薪。世上明明有许多极浅显的道理,偏偏有人看不破,这是哪里说起?”

这番议论一发,便把话题引了开去,闲谈到夕阳衔山,方始散席,依旧荡桨回城。第二天请钱谷师爷杨用之,在西湖里的一条画舫上设席,陪客依旧是胡雪岩和周、吴两委员。

由于阜康钱庄创设以后,预计是要用湖州府和乌程县解省的公款作为资本,这与钱谷师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胡雪岩对杨用之特别笼络。杨用之赋性忠厚老实,是最容易对付的人,以胡雪岩的手腕,把他摆布得服服帖帖,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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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胡雪岩的手腕也很简单,凡是忠厚老实的人,都喜欢别人向他请教,而他自己亦往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胡雪岩会说话,更会听话,不管那人是如何地语言无味,他能一本正经,两眼注视,仿佛听得极感兴味似的,同时,他也真的是在听,紧要关头补充一两语,引申一两义,使得滔滔不绝者,有莫逆于心之快,自然觉得投机而成至交。

杨用之的本事不怎么好,但以他的性格随和,所以交游甚广,加以遇着胡雪岩,不知不觉地提起了谈兴,讲了许多时人的轶闻,最后谈到湖州府的人物,他提起一个人叫钱江,问王有龄认不认识。

“我听说过他,是湖州府长兴县人,曾跟我们福建的林文忠公,一起遣戍伊犁,由此出名。听说他是个奇士,想来林文忠公所赏识的人物,总不会错的。”王有龄问道,“怎么老夫子忽然提到这个人,莫非有他的新闻?”

“也好说是新闻。不过这条新闻,与各州县利害关系甚大,还不知道朝廷的主张如何。”

“喔,要请教。”

“这要从一位达官谈起,雷以诚其人,东翁总知道?”

“知道。”王有龄说,“此公湖北人,以左副御史会同河道总督巡视黄河口岸。前些日子看邸抄,说他自请讨贼,现在募了一万人,驻军江北高邮,扼守扬州东南,很打了几场胜仗。”

“是的,钱江就在他幕府里。”杨用之说,“有兵无饷,仗是打不下去的。朝廷的宗旨,反正只要你能募兵筹饷,自己去想办法,无不赞成的。听说钱江现在为雷军画一策,在水陆要冲,设局设卡,凡行商经过,看他所带货物,估价抽税,大致千取其一,称为‘厘捐’,除了行商,当地店铺亦照此抽税。收入颇为可观,听说各省都有仿照的意思。只是此法病商,朝廷或者不许。”

杨用之所谈的新闻,以及认为在创议中的“厘捐”会“病商”的见解,恰好给了王有龄一个机会,聘用刑、钱两幕友,他跟胡雪岩曾仔细谈过,刑名是外行,非倚托秦寿门不可,所以先要考一考他的本事。钱谷则王有龄自己就很精通,但幕友的传统,向来独立办事,不喜东家干涉,平和的还表面上有所敷衍,专断的根本就置之不理,所以胡雪岩设计,由他自己用感情来笼络杨用之,而王有龄则要拿点本事给他看看,这样双管齐下,让杨用之怀德畏威,把他收服,才能指挥如意。所以王有龄听了他的话,觉得不妨趁此机会,展示所学。

“‘病商’恐未必!”他一开口就是辩驳语气,“本朝的赋税制度,异于前代,一遇用兵之时,必须另筹军费,以我看,开办‘厘捐’,比较起来,还不失为利多害少的好办法。”

清兵入关,到圣祖平定三藩之乱,始得奠定国基。鉴于前朝之失,颁发“永不加赋”的诏令,此为清朝的一大仁政,亦为异族得以入主中原的一大凭借。后世诸帝,对圣祖的这个诏谕信守不坠。此外国家岁收,还有关税、盐课两项,但地丁占岁收总额的三分之二,既有永不加赋的限制,则岁收就有了定额。风调雨顺、刀兵不起的太平岁月,固然可以支应,但一遇用兵,额外的军费负担即无着落,倘或水旱年荒,一面要减免丁漕,一面要办赈济,收入减少,支出增加,又如何应付?再加刀兵水旱一齐来,火上加油,两面发烧,更是件不得了的事。

“这有两个办法弥补,一靠平时蓄积。”王有龄从容议论,“虽然天子富有四海,国家收入与宫廷收入,还是有区分的。这个制度从汉朝就很完备了,‘大司农’掌国家度支,‘少府’管天子的私财。私财有余,国币不足,国家必乱。宋太祖平服十国,所得金银珍宝虽输于内府,但另行封存,称为‘封桩银’。他的打算是积到相当数目,要把‘燕云十六州’买回来。可惜徽宗不肖,以内府所积,用来起‘艮岳’(14),才有金兵入寇之事。前明更不必说,户部穷得要命,宫内蓄积如山,到最后,白白便宜了‘流寇’。本朝就不同了,蓄积于国库而非内务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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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王有龄便举了几个户部存银的数目,康熙四十八年到过五千万两,最后剩下八百万两,但雍正十三年的极力整顿,到乾隆即位时,库存到了前所未有的六千万两的巨数,以后乾隆四十六年,到过七千万两。但嘉庆以后就不行了,到道光朝更是每况愈下。

“先帝崩逝当时,户部存银八百万两,这三年来的数目不详。洪杨军兴以来,用财如流水,想来现在正是开国以来最穷的时候。”

这一番夹叙夹议的谈论,不但周、吴等人有茅塞顿开之感,就是杨用之也觉得长了一番见闻。钱谷一道虽是他的专业,却只了解一隅之地的财政,朝廷大藏,十分隔膜,现在听王有龄讲得头头是道,心里便有这样一个想法:这位东翁,莫道他是捐班出身,肚子里着实有些货色。

他想到了王有龄的出身,王有龄恰好也要谈到捐班,“弥补国用不足,再有一个办法是靠捐纳的收入。”他说,“捐官的制度,起于汉朝,即所谓‘纳赀为郎’。此后历代都有,但不如本朝的盛行。”

接着,王有龄便细谈清朝捐纳制度演变的经过,以及对中枢岁收的关系。捐纳实缺虽由康熙为三藩之乱,筹措军费而起,但至雍正朝即成为“常例”,捐纳收入几为国家岁收的一部分,只是比例不大,平均总在百分之十五左右。

捐例之滥,始于嘉庆朝,它的收入常为岁收的一半,嘉庆七年那一年,更高达岁收总额百分之八十以上。

“捐例一滥,其弊不可胜言。”王有龄泰然说道,“我自己虽是捐班出身,但也实在叫我无法看得起捐班的。只要有钱,不管什么胸无点墨的人,都可以做官。做官既要先花本钱,那就跟做生意一样,一补上实缺,先要捞回本息。请问吏治如何澄清得来?”

“这也不可一概而论。”吴委员说,“赴试登进,自是正途,但‘场中莫论文’,要靠‘一命、二运、三风水’,所以怀才不遇的也多的是。捐例开了方便之门,让他们有个发挥机会,不致埋没人才,也是莫大功德之事。”

这是在暗中恭维王有龄,他当然听得懂,而且也不必客气,“像兄弟这种情形到底不多。”他说,“纵有一利,奈有百害何?如今为了军费,越发广开已滥的捐例,搞得满街是官,那还成何话说!”

“东翁见得极是。”杨用之倒是真的心悦诚服,所以不自觉其矛盾地改了论调,“本朝的商税,原就不重,杂赋中的牙帖税、当税、牲畜税以外,买卖的商税,只有买别地货物到店发卖的‘落地税’,也就是‘坐税’。至于货物经过的‘过税’,只有关税一种,如今酌增厘捐,亦不为过。”

“就是这话啰!”王有龄口中这样在说,心中却已想到厘捐是否亦可在浙江开办。

一场议论,算是有了结果。胡雪岩换了个话题,他很佩服钱江,所以这样发问:“杨老夫子可识得那位钱先生?”

“你是说钱江?”杨用之答道,“我们不但认识,而且还沾些亲。他字秋平,又字东平。祖上曾做过山东巡抚,他老太爷也在山东做过官,此人从小不凡,样样聪敏,就是不喜欢做八股文章。”

“那怎么称做‘奇士’呢?”吴委员笑道,“像这样的人,必是不中绳墨,别有抱负的。”

“他还有一策,现在各省都已仿行。”杨用之忽然看着胡雪岩说,“雪岩兄大可一办!”

“请问,办什么?”胡雪岩愕然相问。

“也是钱东平的主意,请旨预领空白捐照,随捐随发,人人称便,所以‘生意’好得很。”杨用之笑道,“本省亦已照样进行。雪岩兄大可捐个前程。”

这话倒把胡雪岩说动了,这几个月他在官场打了几个滚,深知“身份”二字的重要,倒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方便,无论拜客还是客人来拜,彼此请教姓氏时,称呼照规矩来,毫无窒碍。是个“白丁”,便处处有格格不入之感,熟人无所谓,大家可以称兄道弟,若是陌生的官儿,称呼上不是委屈了自己,就是得罪了别人,实在是一大苦事。

因此,这天晚上他特地跟王有龄去商量。王有龄自然赞成:“我早就劝你快办了!我真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一直拖着。”

“都是为了没工夫,”胡雪岩说,“这件事麻烦得很,费辰光不说,还有层层挑剔需索,把人的兴致都消磨光了。像现在这样,随捐随发,一手交钱,一手取照,自然又当别论。”

“需索还是会有的。讲是讲‘随捐随发’,到底也没有那么快。不过,部照不必到部里去领,当然快得多。”

“于此可见,凡事总要动脑筋。说到理财,到处都是财源。”胡雪岩又得到启示,“一句话,不管是做官的对老百姓,做生意的对主顾,你要人荷包里的钱,就要把人伺候得舒服,才肯心甘情愿掏荷包。”

“这话有道理。”王有龄深深点头,“我这趟到湖州,也要想办法把老百姓‘伺候’得舒舒服服,好叫他们高高兴兴来完钱粮。”

“其实老百姓也很好伺候,不打官腔,实事求是,老百姓自会说你是好官。”胡雪岩又谈到他自己的事,“雪公,你看我捐个什么班子?”

“州县。”王有龄毫不考虑地答说,“这件事你托杨用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