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的。”胡雪岩说,“这就要放开眼光来看。长毛的气数快尽了!江浙两省一光复,逃难的回家乡,大片田地长毛抢不走,他们苦一两年,仍旧是大少爷。怎么会吃倒账?”
“啊!”张胖子深深吸了口气,“这一层我倒还没有想到。照你的说法,我倒有个做法。”
“你说!”
“叫他们拿地契来抵押。没有地契的,写借据,言明如果欠款不还,甘愿以某处某处田地作价抵还。”
“对!这样做法,就更加牢靠了。”
“还有!”张胖子跟胡雪岩一席长谈,启发良多,也变得聪明了,他说,“既然是救穷,就要看远一点。那班大少爷出身的,有一万用一万,不顾死活的,所以第一次来抵押,不可以押足,预备他不得过门的时候来加押。”
这就完全谈得对路了,越谈越多,也越谈越深。然而仅谈放款,又哪里来的款子可放?张胖子心里一直有着这样一个疑问,却不肯问出来,因为在他意料中,心思细密的胡雪岩,一定会自己先提到,无须动问。
而胡雪岩却始终不提这一层,这就逼得他不能不问了:“老胡,这两项放款,期限都是长的,尤其是放给有田地的人家,要等光复了,才有收回的确期,只怕不是三两年的事。这笔头寸不在少数,你打算过没有?”
“何以见得我不赞成?做生意嘛,有存款进来,难道还推出去不要?”
胡雪岩不即回答,笑一笑,喝口酒,神态显得很诡秘,这让张胖子又无法捉摸了。他心里的感觉很复杂,又佩服,又有些戒心,觉得胡雪岩花样多得莫测高深,与这样的人相处,实在不能掉以轻心。
终于开口了,胡雪岩问出来一句令人意料不到的话:“老张,譬如说:我是长毛,有笔款子化名存到你这里,你敢不敢收?”
“这——”张胖子答,“这有啥不敢?”
“如果有条件的呢?”
“什么条件?”
“他不要利息,也不是活期,三年或者五年,到期来提,只有一个条件,不管怎么样,要如数照付。”
“当然如数照付,还能怎么样?”
“老张,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也还不明白其中的利害。抄家你总晓得的,被抄的人,倘或有私财寄顿在别处,照例是要追的。现在就是说,这笔存款,即使将来让官府追了去,你也要照付。请问你敢不敢担这个风险?”
这一说,张胖子方始恍然,“我不敢!”他大摇其头,“如果有这样的情形,官府来追,不敢不报,不然就是隐匿逆产,不得了的罪名。等一追了去,人家到年限来提款,你怎么应付?”
“我晓得你不敢!”胡雪岩说,“我敢!为啥呢?我料定将来不会追。”
“喔,何以见得?你倒说个道理我听听。”
“何用说道理?打长毛打了好几年了,活捉的长毛头子也不少,几时看官府追过。”胡雪岩放低了声音又说,“你再看看,官军捉着长毛,自然搜刮一空,根本就不报的,如果要追,先从搜刮的官军追起,那不是自己找自己麻烦?我说过,长毛的气数快尽了!好些人都在暗底下盘算,他们还有一场劫,只要逃过这场劫,后半辈子就可以衣食无忧了。”
“是怎么样一场劫?”
“这场劫就是太平天国垮台。一垮台,长毛自然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那一阵乱的时候最危险。只要局面一定,朝廷自然降旨:首恶必惩,胁从不问,更不用说追他们的私产。所以说,只要逃过这场劫,后半辈子就可以衣食无忧。”
谈到这里,张胖子恍然大悟。搜刮饱了的长毛,要逃这场劫有个逃法,一是保命,二是保产。大劫来时即令逃得了命,也逃不了财产。换句话说,保命容易保产难,所以要早作安排。
想通了,不由得连连称“妙”!但张胖子不是点头,而是摇头,“老胡,”他带着些杞人忧天的味道,“你这种脑筋动出来,要遭天忌的!”
“这也不足为奇!我并没有害人的心思,为啥遭天之忌?”
“那么,犯不犯法呢?”张胖子自觉这话说得太率直,赶紧又解释,“老胡,我实在因为这个法子太好了。俗语说的是:好事多磨!深怕其中有办不通的地方,有点不大放心。”
“你这话问得不错的。犯法的事,我们不能做。不过,朝廷的王法是有板有眼的东西,他怎么说,我们怎么做,这就是守法。他没有说,我们就可以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做。隐匿罪犯的财产,固然犯法,但要论法,我们也有一句话说:人家来存款的时候,额头上没有写着字:我是长毛。化名来存,哪个晓得他的身份?”
“其实我们晓得的,良心上总说不过去!”
“老张,老张!”胡雪岩喝口酒,又感叹又欢喜地说,“我没有看错人,你本性厚道,实在不错。然而要讲到良心,生意人的良心,就只有对主顾来讲。公平交易,老少无欺,就是我们的良心。至于对朝廷,要做官的讲良心。这实在也跟做生意跟主顾讲良心是一样的道理。‘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朝廷是文武官儿的主顾,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不能不讲良心。在我们就可以不讲了。”
“不讲良心讲啥?”
“讲法,对朝廷守法,就是对朝廷讲良心。”
张胖子点点头,喝着酒沉思,好一会才欣然开口:“老胡,我算是想通了。多少年来我就弄不懂,士农工商,为啥没有奸士、奸农、奸工,只有奸商?可见得做生意的人的良心,别有讲究。不过要怎么个讲究,我想不明白。现在明白了!对朝廷守法、对主顾讲公平,就是讲良心,就不是奸商!”
“一点不错!老实说一句:做生意的守朝廷的法,做官的对朝廷有良心,一定天下太平。再说一句:只要做官的对朝廷讲良心,做生意的就不敢不守法。如果做官的对朝廷没有良心,要我们来对朝廷讲良心,未免迂腐。”
“嗯,嗯,你这句话,再让我来想一想。”张胖子一面想,一面说,“譬如,有长毛头子抓住了,抄家,做官的抹煞良心,侵吞这个人的财产,那就是不讲良心。如果我们讲良心呢?长毛化名来存款,说是应该充公的款子,我们不能收。结果呢?白白便宜赃官,仍旧让他侵吞了。对!”他一拍桌子,大声说道,“光是做生意的对朝廷讲良心,没有用处。我们只要守法就够了!”
“老张啊!”胡雪岩也欣然引杯,“这样才算是真正想通。”
这一顿酒吃得非常痛快,最后是张胖子抢着做的东。分手之时,胡雪岩特别关照,他要趁眷属未到上海来的这两天,将钱庄和阿祥的事安排好,因为全家劫后重聚,他打算好好陪一陪老母,那时什么紧要的大事都得搁下来。
张胖子诺诺连声。一回到家先跟妻子商议,那爿小杂货店如何收束。他妻子倒也是有些见识的,听了丈夫的话,又高兴,又伤感。走进卧房,开箱子取出一个棉纸包,打开来给张胖子看,是一支不甚值钱的银镶风藤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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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丈夫的莫名其妙,这支镯子与所谈的事有何相干?而张太太却是要从这上头谈一件往事,“这支镯子是雪岩的!就在这支镯子上,我看出他要发达。”她说,“这还是他没有遇到王抚台的时候的话。那时他钱庄里的饭碗敲破了,日子很难过。有一天来跟我说,他有个好朋友从金华到杭州来谋事,病在客栈里,房饭钱已经欠了半个月,还要请医生看病,没有五两银子不能过门,问我能不能帮他一个忙。我看雪岩虽然落魄,那副神气不像倒霉的样子。一件竹布长衫,虽然褪了色,也打过补丁,照样浆洗得蛮挺括,见得他家小也是贤惠能帮男人的。就为了这一点,我‘嗯顿’都不打一个,借了五两银子给他。”
“咦!”张胖子大感兴趣,“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倒没听你说过。钱,后来还你没有?”
“你不要打岔,听我说!”张太太说,“当时雪岩对我说:‘现在我境况不好。这五两银子不知道啥时候能还,不过我一定会还。’说老实话,我肯借给他,自然也不打算他一时会还,所以我说:‘不要紧!等你有了还我。’他就从膀子上勒下这只风藤镯子,交到我手里:‘镯子连一两银子都不值,不能算押头,不过这只镯子是我娘的东西,我看得很贵重。这样子做,是提醒我自己,不要忘记掉还人家的钱。’我不肯要,他一定不肯收回,就摆了下来。”
“这不像雪岩的为人,他说了话一定算数的。”
“你以为镯子摆在我这里,就是他没有还我那五两银子?不是的!老早就还了。”
“什么时候?”
“就在他脱运交运,王抚台放到浙江来做官,没有多少时候的事。”
“那么镯子怎么还在你手里呢?”
“这就是雪岩做人,不能不服他的道理。当时他送来一个红封套,里头五两银子银票,另外送了四色水礼。我拿镯子还他,他不肯收。他说,现在的五两银子绝不是当时的五两银子,他欠我的情,还没有报。这只镯子留在我这里,要我有啥为难的时候去找他,等帮过我一个忙,镯子才肯收回。我想,他娘现在戴金佩玉,也不在乎一只风藤镯子,无所谓的事了,所以我就留了下来。那次他帮你一个大忙,我带了四样礼去看他,特为去送镯子。他又不肯收。”
“这是啥道理?”张胖子越感兴味,“我倒要听听他又是怎么一套说法?”
“他说,他帮你的忙,是为了同行的义气,再说男人在外头的生意,不关太太的事。所以他欠我的情,不能‘划账’,镯子叫我仍旧收着,他将来总要替我做件称心满意的事,才算补报了我的情。”
“话倒也有道理。雪岩这个人够味道就在这种地方,明明帮你的忙,还要教你心里舒坦。闲话少说,我们倒商量商量看,这爿杂货店怎么样交出去?”张胖子皱着眉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人欠欠人的账目,鸡零狗碎的,清理起来,着实好有几天头痛。”
“头痛,为啥要头痛?人欠欠人都有账目的,连店址带货色‘一脚踢’。我们‘推位让国’都交给了人家,拍拍身子走路,还不轻松?”
张胖子大喜,“对!还是你有决断。”他说,“明天雪岩问我盘这爿店要多少钱,我就说,我是一千六百块洋钱下本,仍旧算一千六百块好了。”
这套说法完全符合张太太的想法。三四年的经营,就这片刻间决定割舍,夫妇俩都无留恋之意,因为对“老本行”毕竟有根深蒂固的感情在,而且又是跟胡雪岩在一起。相形之下,这爿小杂货店就不是“鸡肋”而是“敝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