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诡变战局 · 3

发布时间: 2019-12-03 00: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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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亦实在需要李鸿章的支持。

第一是兵力。湖州已成为东南长毛的渊薮,残兵败将集结在一起,人数超过左军好几倍。而且逼得急了,会作困兽之斗,决不可轻视。

第二是地形。湖州四周,港汊纵横,处处可以设伏邀击,本是易守难攻之地,当年赵景贤孤城坚持,因势制宜,将地形的利用,发挥到了极致。如今长毛守湖州的主将黄文金,亦非弱者,且假“幼主”洪天贵福的名号以行,指挥容易。而且湖州所贮存的粮食,据报可以支持一年,这又比赵景贤当时的处境好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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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进取湖州的两大障碍,都不是左宗棠独力所能克服的,而亦唯有李鸿章可以帮助他克服这两大障碍。论兵力,有苏军的协力,才可以完成对湖州的包围——当然不是像曾国荃攻金陵那样的四面包围。如果采取这样的方略,即使兵力部署上能够做得到,亦是不智之举,从古以来,围城往往网开一面,因为不放敌人一条生路,必然作生死的搏斗,就算能够尽歼敌人,自己这方面的伤亡,亦一定是惨重无比。反过来看,留下一个纵敌的缺口,正可以激起敌军的恋生之念,瓦解他的斗志。而况在预先安排好的敌人逃生路上,可以处处设伏,反为得计。

论地形,湖州外围的第一要隘是北面出太湖的大钱口,当年赵景贤雪夜失大钱,导致湖州的不守。以今视昔,情势不殊,要破湖州须先夺大钱,而夺大钱,苏军渡太湖南下,比左军迂道而北要方便得多。同时最大的关键是,攻大钱必须要用水师,而这又是左军之所短,苏军之所长。

李鸿章当然要用他之所长,尽力有所作为,既以弥补常州顿兵之咎,亦以无负锡封爵位之恩。左宗棠自与胡雪岩深谈以后,默默打算,自己这方面地利、人和都不及李鸿章,如果不能大包大揽,放下诺言,限期独力攻克湖州,就不能禁止李鸿章驰驱前路,自北面攻湖州。两军不能合作,便成争功的局面,李鸿章争不过无所谓,自己争不过,让李鸿章喧宾夺主,那就一世英名付之流水了。

他想来想去,因人成事,利用李鸿章相助,是为上策。自己只要尽到了地主的道理,客军不能不处处情让,即使苏军先攻入湖州,李鸿章亦总不好意思,径自出奏。只要光复湖州的捷报由自己手中发出,铺叙战功,便可以操纵了。

打定了主意,暂且做一个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左宗棠亲自提笔,写了一封极恳切的信给李鸿章,在商略扫荡东南余孽的策略中,透露出求援之意。李鸿章亦很漂亮,答应将他部下的“郭刘潘杨四军”,全数投入湖州战场。

郭刘潘杨——郭松林、刘铭传、潘鼎新、杨鼎勋四军,是淮军的中坚,其实李鸿章投入湖州战场的,还不止这四军,另有以翰林从军的刘秉璋,与曾国藩的小同乡,江南提督黄翼升的水师,亦奉委派,分道助攻。李鸿章的心思与左宗棠大致相同,有意大张声势,将进攻湖州一役,看得不下如金陵之复,一方面像押宝似的,希望能俘获“幼逆”,掘得“金穴”,一方面亦是有心扫扫曾军的兴头。

在湖州的长毛,号称二十万,至少亦有六折之数,左李两方,正规军合起来不下八万,加上随军的文员、夫役,总数亦在十万以上。彼此旗鼓相当,发生恶战是意中之事,但胜负已如前定,而且长毛败退的情况,大致亦在估计之中。因为由于地形的限制,进取的方向,只能顺势而行。左宗棠所部由湖州东南、西南两方面进逼,苏军则由东北、西北分攻,并从正北进扼大钱口,以防长毛窜入太湖。湖州的东面,是东南最富庶的地区,有重兵防守,而且东到海滨,并无出路,在湖州的长毛,唯一的出路,只是向西,如能冲过广德,则江西有李世贤、汪海洋,都是长毛中有名的悍将,能会合在一起,或者还有苟延残喘的可能。

战场如棋局,不但敌我之间,尔虞我诈,就是联手的一方,亦在勾心斗角——李鸿章毕竟还是下了一着专为自己打算的棋,将刘铭传的二十营,陆续拔队,指向浙皖之交,名为进攻广德,断贼归路,其实是想拦截黄文金,俘“幼逆”,夺辎重。

湖州终于在七月廿六克复了。

如事先所估计的,黄文金果然开湖州西门遁走。大队长毛分三路西窜,到了广德,又分两路,一路向皖南,一路是由黄文金带着“幼逆”,由宁国过西天目山,经开化、玉山窜入江西境内。刘铭传窜追不舍,其它各军为了争功,亦无不奋勇当先,连追五日五夜,长毛溃不成军,黄文金死在乱军之中了。

但是洪天贵福却还是下落不明,比较可靠的传说是由江西南下,打算与窜至广东、福建边境的李世贤、汪海洋会合。然后西趋湖北,与“扶王”陈德才联结,自荆襄西入陕西,在关中另起一个局面。这当然是一把如意算盘,但即令打不成功,这样窜来窜去,如与安徽、河南的捻匪合流亦是大可忧之事。因此,朝廷对两次三番,穷追猛打,而竟未能捉住“幼逆”,置之于法,深为恼火。

更恼火的是左宗棠。“全浙肃清”的折子已经拜发,而洪天贵福未获,就不能算克竟全功,一时还难望分茅之赏。

辨明了“十万军”之说,再论纠参部下的责任,言词更为犀利:“至云杭城全数出窜,未闻纠参,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围,而杭州则并未能合围也,金陵报‘杀贼净尽’,杭州报‘首逆实已窜出’也!”仅是这两句话,便如老吏断狱,判定曾国荃有不容贼众逸出的责任,而曾国藩有谎报军情的罪过。但在结尾上,却又笔锋一转,故弄狡猾:“臣因军事最尚质实,故不得不辩。至此后公事,均仍和衷商办,臣断不敢稍存意见,自重愆尤。”这段话是所谓“绵里针”,看来戒慎谦和,其实棱角森然,句句暗隐着指责曾国藩的意思在内。

这通奏折发出,不过半个月便有了回音。由恭王出面的“廷寄”,措词异常婉转,不说一时还不能封左宗棠的爵,却说“左宗棠自入浙以来,克复城隘数十处,肃清全境,厥功甚伟。本欲即加懋赏,恐该督以洪幼逆未灭,必将固辞,一俟余孽净尽,即降恩旨。”是很明显地暗示,左宗棠封爵,不过迟早间事。

关于他与曾国藩的争辩,亦有温谕:“朝廷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该督于洪幼逆之入浙,则据实入告,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尤得大臣之礼,深堪嘉尚。朝廷所望于该督者,至大且远,该督其益加勉励,为一代名臣,以孚厚望。”

上谕中虽未责备曾国藩,但是非好恶,已表现得很清楚。而许左宗棠以“一代名臣”,更是上谕中难得一见的字样。总之这一场御裁的笔墨官司,左宗棠占尽上风,而与曾国藩的怨,自然也结得更深了。

曾左结怨,形诸表面的,是口舌之争,暗中拼命抵拒的,是地盘之争。而又像在夹缝中受挤,又像首当其冲的是曾国荃。

曾国荃的本职是浙江巡抚。用兵之时,为了鼓励将帅,不按建制任职,此省大员在他省领兵,事所常有。但战事告一段落,情形就不一样了。

照常理而论,曾国荃即令破江宁以后有过失,到底百战功高,应该让他赴浙江巡抚本任,才是正办。无奈左宗棠以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绝无退让之意。而曾国藩为曾国荃告病,虽由于忧谗畏讥,以急流勇退作明哲保身之计,其实亦是看透了老弟有“妾身不分明”的隐衷,估量他决不能到任,不如自己知趣。

在朝廷却又有左右为难之苦。一方面东南军务结穴于湖州克复、全浙肃清,不能不敷衍左宗棠的面子,一方面却又觉得真个让簇新的一位伯爵,解甲归田,不是待功臣之道。因此,对于曾国荃告病,一直采拖延着不作明确的处置,希望曾左之间,能够消释嫌怨,言归于好,由左宗棠出面奏请交卸抚篆,饬令曾国荃到任。

这是个不能实现的奢望。朝廷看看拖着不是回事,决定成全曾国藩的心愿,许曾国荃辞职。可是空出来的浙江巡抚这个缺,由谁替补?却颇费斟酌。

要考虑的是:第一,新任浙江巡抚确需清廉练达的干才,因为洪杨所蹂躏的各省,浙江被祸最惨,善后事宜亦最难办,非清廉干练,不足以胜任;第二,此人要与左宗棠没有什么恩怨,而又能为曾国藩,甚至李鸿章所支持,然后浙江的善后事宜,才能取得邻省的援助;第三,大乱已平,偃武修文,浙江巡抚是洪杨平后委派的第一员封疆大吏,也是恢复文治的开始,所以此人最好科甲出身。如果有过战功,更为理想。

结果选中了一个很理想的人。此人名叫马新贻,字谷山,先世是回回,从明太祖打天下有功,派在山东卫所当武官,定居曹州府荷泽县,已历四百余年之久,因此,马新贻除了信回教以外,彻头彻尾是个山东土著。

在马新贻的新命传至浙江的同时,江西来了一个重要而有趣的消息,“幼逆”洪天贵福终于落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