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束平洪杨的军务,却还有相当艰巨的戡乱大任,需要部署。
恭王、文祥的计议,犹有三处叛乱要平服,才能臻于太平盛世。这三处叛乱是:第一,南窜的洪杨余孽;第二是扰乱中原的捻匪;第三是荼毒生灵、为患西陲的回乱。
幸好人才之盛,冠绝前朝,恭王与文祥决定托付四个人去平这三处的叛乱。
第一个仍然是曾国藩。在十月初一曾国荃功成身退,率领裁撤的湘军回湖南的同时,朝中有一道廷寄递到江宁,说“江宁已臻底平,军务业经蒇事,即着曾国藩酌带所部,前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贼,务期迅速前进,勿少延缓。”这所谓“贼”,便是捻匪。
捻匪原以皖北为老巢,自经僧王全力攻剿,流窜到湖北、河南一带。张洛行虽死,他的侄子张总愚亦非弱者,加以陈玉成的旧部赖文光由关中回窜,因为“天京”已破,成了丧家之犬,自然而然地与捻匪合流,大为猖獗。朝廷深知僧王的马队,追奔逐北,将捻匪撵来撵去的打法,并非善策,一旦疲于奔命,为捻匪反扑,非大败不可。同时,又因为僧王的身份尊贵,连西宫太后都不能不格外优容,是位极难伺候的王爷,指授方略,则“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稍加督责又怕惹恼了他,索性独断独行。因此,倒不如设法让他交卸军权,回京享福,才是公私两便之计。
能代僧王指挥数省的,只有一个曾国藩。不仅威望足够,而且他那“先求稳当,次求变化”,以静制动,稳扎稳打的作风,亦正可救僧王之失。至于筹饷之责,朝廷也想到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人。
这个人就是李鸿章。上谕派他接替曾国藩,暂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则调慈禧太后的恩人,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上谕中虽未明言,曾国藩带兵驻扎皖鄂交界,后路粮台由李鸿章负其全责,可是这样部署的用意是很明白的,第一,曾、李师生,“有事弟子服其劳”,天经地义;第二,李鸿章带兵,曾国藩替他筹过饷,如今曾国藩带兵,自然该李鸿章筹饷;第三,两江最富,是海内最主要的一处饷源,所以谁当两江总督,都有筹饷的责任。
这样的安排,就大局而言,不能算错,只是委屈了曾国藩,便宜了李鸿章与吴棠,可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再有一个是杨岳斌。他是与彭玉麟齐名的水师名将,本名杨载福,因为同治皇帝这一辈,玉牒谱系上第一字为“载”,不免有犯讳的不便,所以改名岳斌。当江宁未克复以前,他已升任陕甘总督,打算赋以敉平回乱的重任。回乱不仅生于陕甘,也生于云南与新疆。云南将次平服,而新疆方兴未艾,朝廷寄望于新封子爵的鲍超,特降温旨,认为新疆平乱,“非得勇略出群如鲍超者,前往剿办,恐难壁垒一新”,所以命曾国藩传旨鲍超,在他回籍葬亲的两月假期一满,“即行由川起程,出关剿办回乱。”恭王和文祥知道鲍超好名,特地拿乾嘉名将杨遇春,与他相提并论,很灌了一番米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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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谕中说:“从前回疆用兵,杨遇春即系川省土著,立功边域,彪炳旂常。鲍超务当督率诸军,肃清西陲,威扬万里,以与前贤后先辉映。该提督忠勇性成,接奉此旨,必即遵行,以副朝廷委任。”话说得很恳挚,而命曾国藩传旨,亦有暗示他帮着催劝之意。无奈曾国藩对湘军的急流勇退,明哲保身,早有定算,鲍超是他的爱将,当然要加意保全,所以只是照例传旨,并不劝驾。
再有一个朝廷寄以重望的,便是左宗棠。他是现任的闽浙总督,由江西瑞金为鲍超所败,而窜入福建境内的李世贤、汪海洋两大股,顺理成章地该由他负责清剿。
左宗棠不是怕事的人,对此亦自觉当仁不让,义不容辞,可是朝廷一连串的处置,却使他既气又急,愤愤不平。
首先大失所望的是,浙江巡抚派了马新贻,蒋益澧落了空,也就等于是他失去了浙江这个地盘;其次是李鸿章调署两江,名位已在己之上,使他很不舒服;复次是在江西的陕甘总督杨岳斌,奉旨迅即到任,朝廷责成浙江每月拨给陕甘协饷十万两,并先筹措八万两银子,作为杨军的开拔费用。
为此,左宗棠的肝火很旺,每日接见僚属,大骂曾国藩、李鸿章和郭嵩焘。这样骂了几天,怒火稍减,想想既不肯辞官归田,就得有声有色地大干一番。军务是有把握的,就是饷源越来越绌,得要找个足智多谋的人,趁马新贻未曾到任以前,好好筹划妥当。
这个人自然非胡雪岩莫属。“雪翁”,他说,“你看,挤得我无路可走了!你算算看,我该到哪里筹饷?哪里都难!”
两个人将十五行省一个一个地算。除开穷瘠的省份,有饷可筹的富庶之地,都已为他人早着先鞭,江苏、安徽是两江辖区,曾李师弟的势力,根深蒂固,江西沈葆桢,对待曾军的前例,足以令人望而却步,山东山西供应京饷,而且两省巡抚阎敬铭、沈桂芬清刚精明,都不是好相与的人,湖北食用川盐,在沙市设局征盐厘,收入相当可观,可是官文是督抚中唯一的一个旗人,有理无理,皆受朝廷袒护,不容易打得进去,至于天府之国的四川,有骆秉章在那里,顾念旧日宾主之谊,自然不好意思唱一出“取成都”。
“福建穷得很,我能筹饷的地方,只有贵省与广东了。广东该给我的饷不给,可恨郭筠仙,心目中只认得曾涤生、李少荃。此恨难消!”左宗棠停了一下又说,“至于马谷山,听说倒还讲理,不过既是曾涤生所保,又是李少荃的同年,不见得肯助我一臂。雪翁,你看我该怎么办?”
胡雪岩默然。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处境很难,左宗棠的知遇要报答,而浙江是自己的家乡,为左宗棠设谋划策,可不能挨地方父老的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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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瞒大人说,我很为难。大人现在只有浙江一个地盘,粮饷当然出在浙江,筹得少了不够用,筹得多了,苦了地方。说起来是我胡某人出的主意,本乡本土,我不大好做人。”胡雪岩又说,“如果大人兼署浙江巡抚,我还可以出出主意,截长补短,见机行事,总还兼顾得到。现在换了马中丞,我又是分发江西的试用道,是大人奏调我在浙江当差,大人一离浙江,我当然不能再问浙江的公事,善后局的差使亦要交卸,何况其它?”
他一路说,左宗棠一路点头,等他说完,做个“少安毋躁”的手势答道:“你刚才所说的情形,我完全清楚,我们要好好谈谈。万变不离的宗旨是:雪翁,你仍旧要帮我的忙。怎么个帮法,我们回头再商量,现在先谈你的难处,诚如所言,我现在只有浙江一个地盘,粮饷只有着落在浙江,而且要定一个确数,按月一定汇到,连日子都错不得一天。雪翁,凡事先讲理,后讲情,情理都站得住,还争不过人家,我当然也有我的手段。”
胡雪岩不知他最后这几句话,意何所指,只能就事论事,问一声:“大人预备定一个啥数目?”
“你看呢?”左宗棠放低了声音说,“我们自己人,我告诉你实话:我的兵,实数一万八千,不过筹饷要宽,照两万三千人算。”
胡雪岩的心算极快。士兵每人每月饷银、军粮、器械、弹药、加上营帐、锅碗等等杂支,平均要五两银子,两万三千人就是十一万五千两。另加统帅个人的用途,文案、委员的薪水伙食,送往迎来的应酬费用,每个月非十五万银子不可。
这笔巨数,由浙江独力负担,未免太重,胡雪岩便很婉转地说道:“闽浙一家。福建拨给浙江的协饷,前后总计,不下三百万两之多,如今福建有事,当然要帮忙。而况大人带的又是浙江的兵,理当由浙江支饷。不过,浙江的情形,大人是再明白不过的,如果能够量出为入,事情就好办了。”
成语是量入为出,胡雪岩却反过来说,倒也新鲜,左宗棠便捻着八字胡子,含笑问道:“何以谓之量出为入?倒要请教。”
“譬如一碗汤,你也舀,他也舀,到嘴都有限。”
“啊!”左宗棠抢着说道,“我懂了!我亦本有此意。第一,陕甘的协饷,决不能答应;第二,广东解浙江的协饷,有名无实,我要奏请停拨。”说到这里,他眼珠打转,慢慢地笑了,笑得极其诡秘。
这一笑,大有文章。胡雪岩觉得非搞明白不可,便有意套问一句:“广东的协饷是个画饼,虽不能充饥,看看也是好的。”
“不然!奏请停拨,就是要让朝廷知道,这是个画饼。雪翁,”左宗棠突然兴奋了,“你看老夫的手段!画饼要把它变成个又大又厚,足供一饱的大面饼。你信不信?”
“怎么不信?”胡雪岩紧接着问,“大人变这套戏法,可要我做下手?”
“当然!少了你,我这套平地抠饼,外带大锯活人的戏法就变不成了。”
“大锯活人”四字,虽是戏言,却也刺耳,胡雪岩便用半开玩笑的语气问道:“大人,你要锯哪一个?”
“哪一个?”左宗棠有种狞笑的神色,“锯我那位亲家。”
胡雪岩骇然。他早知左宗棠跟郭嵩焘有心病,而此心病,不但未能由时光来冲淡,反有与日俱深之势,但何至于说出“大锯活人”这样的话来?因此一时愣在那里做声不得。
左宗棠的脸上,也收起嬉笑之态,变得相当认真,眼睁得好大,嘴闭得好紧,但眼神闪烁,嘴唇翕动,竟似心湖中起了极大的波澜似的。这就使得胡雪岩越发贯注全神,要听他如何“大锯活人”了。
“雪岩!”左宗棠第一次改口,以别字相呼,表示对胡雪岩以密友看待,“你的书读得不多,我是知道的,不过‘世事洞明皆学问’,照这一层来说,我佩服你。”
“不敢当。”胡雪岩有些局促,但也很率直,“大人有什么话要说,尽管吩咐,拿顶‘高帽子’套在我头上,就有点吃不消了。”
“你我之间,何用耍什么送高帽子的手段?我的意思是,我的为人,我的处世,只有你能明白五分,还有五分,你不但不明白,或许还会大不以为然。这就因为你少读书,如果你也多读过一点书,就会明白我那另外五分,而且谅解我不得不然,势所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