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 入闽督师 · 2

发布时间: 2019-12-03 00: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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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拜折的日期是四月廿六,拜折的地点是福建省城。福州离漳州不过两三日路程,廿一克复漳州,在福州的左宗棠不应该到廿五还不知道。如果已经知道,廿六拜折何以不报捷?

这是莫大的一个疑窦,但稍作参详,不难明白,左宗棠只为李世贤“漏网”,不肯报捷,先说他想“绕犯安溪”,又想“勾结同安土匪”,最后说由郭松林如何如何,是打算将李世贤“漏网”的责任,轻轻推到郭松林头上。

至于左宗棠想“整”郭松林的缘故,亦可以推想得到。原来从林文察阵亡以后,福建陆路提督一缺便补了福山镇总兵的郭松林。虽为署任,总是升官,而如没有左宗棠的奏请苏军援闽,这个武将中最高职衔的提督,未见得轮得到郭松林。照左宗棠的想法,郭松林的升官,既由援闽而来,而所升的官,又是福建的缺分,则不论感恩图报,还是循名责实,都该照建制归隶他的部下。无如郭松林虽经福建巡抚徐宗干一再催促,始终不肯到任。以福建的武官在福建打仗,却自居于客将的地位,在左宗棠是颇难容忍的,只是当郭杨两军航海南来之前,李鸿章特为声明:郭松林不履任,他亦“不劝驾”。左宗棠曾经同意,此时不便出尔反尔!但又有所憾于郭松林,因而此时先作一个伏笔,一方面隐约其词地表示,追击李世贤是郭松林的责任,另一方面可以看将来的情况,果真同安土匪一时不易收拾,便可正式奏请将郭松林留在福建——以本省的提督剿本省的土匪,天经地义,名正言顺,朝廷不能不准,李鸿章不能不放,郭松林不能不留。

了然于左宗棠暗中的钩心斗角,再来看李鸿章的“援闽获胜,会克漳州府”一折,才会恍然大悟,除表功邀赏以外,还有预先为苏军留下卸责余地的作用。因为折中铺叙战况,对于郭杨两军的防区及部署,说得特别详细,一则谓:“东山在漳州城南十里,系通漳浦大路,郭松林以八营扼之,又十里为镇门,系东山、海澄、石码适中之地,杨鼎勋以五营扼之。海澄县为两军后路,有山径可通漳浦,复派三营分布县城内外,防贼抄袭。”

再则谓:“总兵刘连捷、臬司王开榜在西北,提督高连升、黄少春等军在东路。自苏军扼扎东山,南路已断。”

三则谓:“败逆向南靖一路纷逃,各营追剿数里,当会同高、黄等军,折回东南,将东关外放子桥、东岳庙及附近南门新桥各贼垒一律荡平。”处处可以看出,郭杨两军无论防守还是攻剿,都以担当漳州南面为主,东面其次,然则李世贤开西门而遁,责任谁属?不问可知。这样反复分析下来,许庚身认为左宗棠是在玩弄可怕的权术。从军兴以来,各省带兵大员,以驱贼出境为惯技,而左宗棠则似乎有意以邻为壑,包藏着什么祸心。此非早作纠正不可。

因此,他向恭王与文祥等人,指陈利害,奏明两宫太后,拟发“廷寄”,首先指出李鸿章已有奏报,漳州克复,“侍逆潜开西门而遁”,接下来便说:“漳州虽经克复,而渠魁仍未授首,必将与汪逆合谋,计图复逞。现在东南两路局势既尚稳固,东北一路亦有刘明灯等联络扼守,而西面之漳浦、云霄、诏安、平和等城,均为贼踞,该逆必思由此路窜走,已无疑义。粤省饶平、大埔一带,虽有方耀等军防守,尚恐兵力不敷分布,左宗棠等仍当分拨劲旅,绕赴西路,会同粤军,迎头拦截,杜其窜越之路。”

到此地步,左宗棠知道撵走郭嵩焘的时机成熟了。在此以前,他曾为蒋益澧下过一次伏笔,并用李鸿章作为陪衬,来提高蒋益澧的地位。这一伏笔,下在九月初,瑞麟与郭嵩焘交恶之时,而于“恳请收回节制三省各军成命”的奏折中,附带一提:“恐两广兵事,尚无已时,若得治军之才如李鸿章、蒋益澧其人,祸乱庶有豸乎!”意思是最好将李鸿章调为粤督,而以蒋益澧升任粤抚,这是隐约其词的试探,朝廷即令没有明确的反应,但蒋益澧可当方面之任的印象,却已在西宫太后与军机大臣的脑中留下了。

此时当然还不能明保蒋益澧升调广东,是用夹片的方式,在“陈明广东兵事饷事”中,攻郭保蒋。首先就说:“广东一省兵事实足观,而饷事亦不可问。军兴既久,名省兵事或由弱转强,粤则昔悍而今驽矣!各省饷事或由匮而渐裕,粤则昔饶而今竭矣!”光是这两句话,便将近两年的督抚一起攻击在内,当然,郭嵩焘的责任应更重于瑞麟,因为他在任之日比瑞麟久。

接着便专责饷事,而此正是巡抚的职责,其中并无一语提及郭嵩焘的名字,而大部分的攻击却集中在郭嵩焘身上,特别提到广东富饶之区的潮州厘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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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是这样指责:“臣抵大埔,接晤潮郡官绅士民,询及潮郡厘税,合计杂货之厘、洋药之厘、汕头行厘、船捐,每年所得,共止三万余两,是一年所入,不足六千人一月之饷也。潮州为粤东腴郡,而厘税之少如此,外此已可类推。”

这是有意歪曲事实。从钱江创设就货征税的厘金以来,最难办的就是广东,当郭嵩焘莅任之初,就曾会同总督毛鸿宾奏明。广东办厘的情形,有异于他省,主要的原因是洋人的牵掣。广东的形势,“澳门据其西,香港绕其东,所有省河扼要海口,其地全属之洋人,而香港尤为行户屯聚之地。一二大行店皆移设香港,以图倚附夷人,便其私计,一切劝捐抽厘,从不敢一过问。其有意规避捐输者,亦多寄顿香港,希图幸免。统计出入各货,凡大宗经纪,皆由香港转输。是他省但防偷漏之途,而粤东兼有逋逃之薮。”

其次是广东的风气与他省不同。广东的士绅,往往包揽税捐,厘金开办之初,亦由劣绅承包,任令侵渔中饱。而公私交受其病。其后收为官办,则原来包厘的劣绅,因为失去特权,心有不甘,从中煽动捣乱,聚众捣毁厘局之事,不足为奇,官府胆怯怕事,不敢惩办祸首,反而撤去委员,或调动府县地方官,以求妥协。而结果是越迁就,越棘手。

从郭嵩焘到任后,以剔除中饱,讲求合情合理的宗旨整顿厘捐,颇有成效,从未设局的琼州府、廉州以及惠州的河源等地,次第开办。至于潮州,就广东而言,偏处东隅,久成化外,直到汪海洋逼近广东边境时,方由潮嘉惠道张铣,设法开办,数目虽少,但总是一个开端。潮州的民风,因势利导,好话说在前面,无事不可商量,强制硬压,则偏不服从。张铣的意思是,只要潮州肯承认厘捐,以后可以陆续增加,而况贼势方急,官府与绅民之间,为此先起争执,是件极危险的事。这个看法,郭嵩焘深以为然,但左宗棠有意抹煞事实,只强调每年只收得三万银子,却不说这三万银子来之不易,而只要能收此三万,以后三十万亦有希望。

最恶毒的是,左宗棠又夸大广东海关的收入:“闻海关各口所收,每岁不下二百万两,其解京之数,无从稽考。此项若能由督抚设法筹办,于正供固期无误,而于该省筹饷大局,实裨益匪浅。特此为二百年旧制,非外臣所敢轻议。”

接下来便是保蒋益澧了。他说:“臣率客军入粤,偶有闻见,自不敢不据实直陈。至兵饷兼筹,任大责重,非明干开济之才,不能胜任。浙江布政使蒋益澧,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若蒙天恩,调令赴粤督办军务,兼筹军饷,于粤东目前时局,必有所济。”

这就是所谓力保。力保之“力”,端在一句话上:“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以节制三省军务的总督,如此推崇,分量实在太重了。

左宗棠以诸葛武侯自命,目空一切,竟这样降心推崇,也实在不类他的为人。因此有人传出来一个内幕,说是闽浙总督衙门主章奏的幕友,受了蒋益澧一万银子的红包,力主加这“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十个字,如果流言属实,算起来是一字千金。

不过,行贿之说,虽不可知,而就事论事,却非有此十字不可。蒋益澧的才具如何,军机大臣大都了解,无不以为他难当方面之任。是故虽经左宗棠在奏折中暗示,他可代郭而为粤抚,并利用李鸿章作陪衬,来抬高他的身价,而朝廷始终装聋作哑。现在左宗棠的这十个字,分量之重,如雷贯耳,那就装不得聋,作不得哑了。

不过,装聋不许,却可装傻,朝廷有意不理左宗棠的暗示,只如他表面所请,在同治五年正月初八降旨:“着浙江布政使蒋益澧,驰赴广东办理军务,兼筹粮饷。”

当保荐蒋益澧的奏折拜发之时,左宗棠对克复汪海洋所盘踞的嘉应州,已有把握。在十二月十二发动总攻,一仗大捷,汪海洋为乱枪所杀,十天以后,克竟全功。左宗棠在年底拜折:“收复嘉应州城,贼首歼灭净尽,余孽荡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