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下等于肃清了长毛余孽,左宗棠本人班师回任,各军遣归本省,然则蒋益澧“驰赴广东”,办何“军务”,筹何“粮饷”?如果有力者作此一问,蒋益澧的新命,就可能撤销。左宗棠当然早就计议及此,于是借题发挥,对郭嵩焘逼得更紧了。
所借的题目是“高连升带所部赴任”。高连升的本职是“广东陆路提督”,如今左宗棠节制三省军务的任务告一段落,自回本省,则高连升亦应在广东履任。提督到职,除本标亲兵以外,无须另带人马,而左宗棠却嘱咐高连升尽携所部赴新任。表面上的理由是大乱初平,民心不定,“以资镇压”,实际上是有意给广东出难题,因为高连升所部有五千人,每月至少亦要三万多银子的饷银,当然归广东负担。
可是,广东欢迎高连升,却不欢迎高连升的部队。于是左宗棠上奏指责广东,大发牢骚,说是“臣扪心自问,所以为广东谋者,不为不至,而广东顾难之。欲臣一概檄饬高连升所部旋闽。兹则臣所不解也。如谓高连升军饷仍应由闽支领,则试为广东筹之,应解协闽之饷,约尚有三十余万两,此次资遣各省难民及嘉应州、镇平县赈恤平粜米粮及臣均拨鲍超一军军米价银,应由广东解还归款者亦约五万余两。即以此款悉数移充高连升军饷,以闽饷济闽军,约足一年之需,一年之后,诸患渐平,陆续裁撤此军,亦未为晚。”
各省协饷,哪一省亏欠哪一省,是笔永远算不清的账,反正能打仗就有理,打胜仗更有理。左宗棠对这一层了解得最透彻,所以能够侃侃而言,气壮更显得理直。
左宗棠的折报,常在最后发议论,此折亦不例外,因为打击郭嵩焘的缘故,殃及广东,亦被恶声:“伏思海疆之患,起于广东,中原盗贼之患,亦起于广东,当此军务甫竣之时,有筹兵筹饷之者,应如何惩前毖后,以图自强?若仍以庸暗为宽厚,以诿卸为能事,明于小计,暗于大谋,恐未足纾朝廷南顾之忧也。合无请旨敕下广东督抚熟思审处,仍檄高连升带所部赴任之处,出自圣裁。”
这个奏折,像以前所保蒋益澧的奏折一样。左宗棠幕府中得了红包的人,密抄折底,寄达浙江,蒋益澧虽是粗材,但毕竟也还有高人,告诉他说:高升之期已不在远,蒋益澧喜不可言,随即刻印了广东巡抚的封条,准备打点上任了。
这个奏折最厉害之处,是在借瑞麟以攻郭嵩焘。事由瑞麟一咨而起,左宗棠的咄咄逼人的笔锋,在前面亦都指向瑞麟,这是暗示,如果攻郭无效,便要转而攻瑞了。瑞麟在广东的政绩如何,朝中大臣,尽人皆知,而恭王与文祥,较之道光、咸丰两朝若干用事的满洲权贵,虽不知高明多少,但亦认为瑞麟必须保全,因为第一,军兴以来,督抚十分之九为汉人,此是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之事。眼前亦仅只湖广、两广是旗人,倘或左宗棠对瑞麟参劾不已,逼得朝廷非调不可,一时却没有适当的旗下大员,可以承乏;其次,瑞麟有慈禧太后的奥援,动他不得;第三,瑞麟虽是庸才,但很听话,尤其内务府的经费,跟粤海关有很大的关联,能有个听话的粤督在广州,诸事方便。
因此,朝廷就必须安抚左宗棠,不但为了保全瑞麟,亦因为由“恐未足纾朝廷南顾之忧”这句话而起了警惕。所以上谕中责备瑞麟,措词相当严厉:“左宗棠凯旋后,粤省安插降卒,搜诛土匪,善后之事方多,正当留扎劲兵,以资镇压。瑞麟既咨催高连升赴广东提督本任,何以反令左宗棠将其部曲檄饬回闽?倘闽军凯撤,而降卒土匪又复滋生事端,重烦兵力,该署督其能当此重咎耶?”
接下来便是悉如左宗棠所请:“高连升所部五千余人,计每月饷需不过三万余两。即着左宗棠檄饬该提督带所部赴任,月饷由瑞麟、郭嵩焘按月筹给,不准丝毫短少亏欠,致有掣肘之患!”
瑞麟受这顿申斥,当然很失面子,但前程是保住了,保不住前程的是未受申斥的郭嵩焘。
朝廷的意思是决意保全瑞麟,牺牲郭嵩焘来换取左宗棠的“忠诚”。不过上谕于“用人行政“,动辄申明,“一秉大公”,而广东军务的贻误,督抚同罪,不该一个被黜、一个无事。所以运用“打而不罚”,“罚而不打”这个不成文的“公平”之理,对瑞麟严加申饬是已打不罚,而对郭嵩焘之不“打”,正是将“罚”的先声。
不过七八天的工夫,有关广东的政局,一日连发两谕,一道是由内阁“明发”,“着郭嵩焘来京,以蒋益澧为广东巡抚”,另一道是仅次于“六百里加紧”的紧急军报的“廷寄”,分饬浙江、广东及福建,写的是:
马新贻奏:巡视海口情形,酌议改造战船,粤省军事已定,藩司蒋益澧应否前往各一折。官军搜捕洋盗,全赖船械得力,方能奏效。马新贻见拟改造红单广艇三十号,合之张其光原带广艇十只,共计四十号,分派温州等处各要口,并购买外国轮船一两只,以为游击搜剿之用,所筹尚属周妥,均着照所请行。仍着马新贻督饬沿海各将弁,就见有师船,认真巡缉,搜捕余匪,以靖地方,毋得稍涉疏懈。本日已明降谕旨,授蒋益澧为广东巡抚。即着蒋益澧赶紧交卸起程,前赴新任。蒋益澧经朝廷擢膺疆寄,责任非轻,到任后务将军务吏治及筹饷各事宜,力加整顿,以期日有起色,毋得稍蹈因循积习,致负委任。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左宗棠驱逐郭嵩焘是为了想占得广东这个地盘。这个目的在表面看,算是达到了,其实不然。
朝廷接纳左宗棠对蒋益澧的力保,虽说是要挟之下,不得不然,但到底集众人之力对付独断独行的左宗棠,毕竟有其深谋远虑的过人之处。没有多久,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到头来是朝中用事的人,棋高一着。
第一,朝廷已有初步的打算,还要重用左宗棠,因而借他力保蒋益澧这件事上,特加词色,以为笼络;第二,广东的富庶,早就有名,而且一向是内务府公私需索之地。十多年来,洪杨荼毒遍东南,但广东受灾极轻。不过早年为了筹饷,广东督抚不得不迁就膺专阃之寄的曾国藩的保荐。事平以后,情况不同,收权之时已到,但一则碍着曾国藩,再则以郭嵩焘的出身与居官的绩效,如无重大过失,不能随便调动,尤其是有瑞麟在,相形对比,如说要整饬广东吏治,首先该调的应该是瑞麟而不是郭嵩焘。即令退一步来看,至少亦该瑞郭同调,否则谕旨中一再申明的“用人行政,一秉大公”等等冠冕堂皇的话,就变成欺人之谈了。
难得左宗棠力攻郭嵩焘,却好可用来作为收权的途径。黜郭不易,要黜蒋益澧容易得很。因为论他的出身资望与才具,都不适方面之任,将来一纸上谕,轻易调动,绝不会有人说闲话。
再有层好处,便是有蒋益澧的比照,瑞麟当两广总督,便显很够格了。所以八月间降旨,瑞麟的两广总督真除,由署理变为实授。
同一天——同治五年八月十七,另有两道上谕:一道是陕甘总督杨岳斌奏:“才力不及,病势日增,恳请开缺”,调左宗棠为陕甘总督。
另一道说:“杨岳斌于人地不甚相宜,办理未能有效,眷顾西陲,实深廑系。左宗棠威望素著,熟谙韬略,于军务地方,俱能措置裕如,因特授为陕甘总督,以期迅扫回氛,绥靖边陲。”是特为表明,赋左宗棠以平服西北的重任。
照历来的规制,封疆大臣的调动,往往先将预定的人选召赴到京,陛见称旨,方始明发上谕,然后“请训”出京。如果不经这一番程序,直接降旨调补,那么新任就该自请陛见请训,意思是此一调动,必含有除旧布新的整顿之意在内。朝廷的希望如何,必先探询明白,所以应该请训。当然,亦有例外,例如军情紧急,不容耽误,便可在上谕中明示:“即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对左宗棠的新命,即是如此。
不过,这是表面的看法,实际上另有文章。因为左宗棠由东南旧任赴西北新任,绕道京师,由山西入秦陇,并不算太费事,而况回乱势缓,已经历相当时日,与防患将然,深恐一发不可收拾,愈早扑灭愈好的情况不同。而所以阻止他赴京请训,只为左宗棠的手段,军机处及各部院都领教过了,要饷要人,需索不已,一旦到京,非满足他的要求不到任,岂不麻烦?所以索性不要他上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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