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人那天传唤的第一个证人是县治安官阿尔特·莫兰。在卡尔·海因死的当天,也就是九月十六日早上,县治安官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对着一堆案卷,准备叫法院新来的速记员伊林诺·窦可思女士过来帮他一起处理这一年一度的县中事务——她这会儿正坐在法官席前面,默不作声,表情平静地记录着法庭上的一切。当他的副手阿贝尔·马丁森通过新购置的无线电设备向他报告说有人发现卡尔·海因的渔船苏珊·玛丽号漂浮在白沙湾的时候,他和窦可思女士惊讶地对视了一眼。
“阿贝尔说网已经撒下去了,漂在船后,”阿尔特·莫兰解释道,我立刻感到不太对劲。”
“苏珊·玛丽号就漂在那儿？”公诉人阿尔文·胡克斯问道。他站在那里,一只脚踏在证人席的墩座上,仿佛是在公园的长椅边和阿尔特说话一般。
“阿贝尔是这么说的。”
“船上的渔灯也亮着？你的副手马丁森是这么向你报告的吗？”
“是的。”
“在白天？”
“如果我说错了,请纠正我,”阿尔文·胡克斯说道,“按照法律,刺网在九点之前必须收起——对吗,莫兰治安官？”
“是的,”县治安官说道,“上午九点。”
公诉人来了个略带军人感的转身,在法庭打过蜡的地板上转了一个小圈,手干净利落地背在腰后。“然后你做了什么呢？”他询问道。
“我让阿贝尔不要动。就待在原地。我会乘汽艇去接他。”
“你没有呼叫海岸警备队？”
“我决定等会儿再呼叫,自己先去看一眼再说。”
阿尔文·胡克斯点了点头。“这在你的权限之内吗,治安官？”
“这是要凭判断才能决定的呼叫,胡克斯先生,”阿尔特·莫兰说道,“我觉得我该这么做。”
公诉人又点了点头,扫了一眼陪审团的成员。他对治安官的回答感到满意；这给他的证词投上了一丝道德的光彩,使他树立起尽忠职守的权威形象,这是绝对必要的。
“请你把整件事情的经过向法庭讲述一遍,”阿尔文·胡克斯说，“九月十六日上午发生的事。”
治安官迟疑地瞪着他。阿尔特·莫兰不是个沉着的人,稍遇为难之事便面露紧张之色。他从事这一职业似乎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从来无意当一个治安官,只是阴差阳错到了这个位置。他穿着赭色的制服、黑色领带和锃亮的皮鞋,看上去似乎皆是命运的错配。他穿着这身行头极不自在,仿佛是身着伪装在化装舞会上不知所措的样子。治安官身材瘦弱、缺乏威严,常喜欢在嘴里嚼一块黄箭口香糖(此时他并没有嚼,这多半是出于对美国法庭的敬重之意,尽管美国法律体系并非尽善尽美,但是他却全心拥护)。年过五十之后,他的头发掉了许多,他的肚子看上去总是一副营养不良的瘪气样子。
前一天晚上,阿尔特·莫兰没有睡着,他躺在床上为自己在这件案子中的角色发愁,他闭着眼睛回想事情的经过,一切就像是在做梦。他和他的副手阿贝尔·马丁森在九月十六日上午一起乘县署的汽艇到了白沙湾。汹涌的潮水已经在三个半小时之前(也就是六点三十分)退去了；半晌午的太阳照得水面波光粼粼,也晒在他背上,令人感觉十分舒服。前一天晚上,棉花般厚实的浓雾笼罩了整个岛县。后来,浓雾开始消散,由白茫茫的一片幻化为一团团的白雾在海上翻腾。他们开着汽艇向苏珊·玛丽号驶去,周围的最后一团白雾也在阳光的热力下化为无形。
阿贝尔·马丁森一只手搁在汽艇的节流阀上,一只手撑在膝盖上。他告诉阿尔特,詹森港的一个叫埃里克·赛弗斯顿的渔民——老埃里克的儿子,发现苏珊·玛丽号在白沙角的南边漂泊着,网都撒在那儿,而且看上去船上没有人。说的时候,他用手指了指那个方向。那是拂晓之后一个半小时多的样子,船上的航行灯还亮着。当时,阿贝尔开车来到白沙咀,胸前挂着一副双筒望远镜,走到社区码头的尽头。他看到苏珊·玛丽号果真随着波涛漂荡在海湾的西北偏北方向,于是便呼叫了治安官。
十五分钟之后,他们来到漂泊的船边,阿贝尔把节流阀向后扳过去。海湾此时十分平静,所以他们很顺利地靠近了苏珊·玛丽号；阿尔特放好缓冲垫；他们两个人用缆绳在每个系缆墩上都绕了几圈,系紧。“灯都亮着,”阿尔特一只脚踩在苏珊·玛丽号的船舷上,一边观察一边说道,“每一盏灯都亮着,好像。”
“他不在船上。”阿贝尔答道。
“不像在船上。”阿尔特说。
“检查一遍吧,”阿贝尔说,“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阿尔特听到这话心里一惊。“最好不要,”他阻止道,“别说晦气话。”
他们绕过船舱,站在那里眯起眼睛顺着苏珊·玛丽号的支索朝上望去,一直望到稳定器的顶端。红白双色的尾灯整个早晨都亮着；收网灯和诱鱼灯都在渔网的尾部,在朝阳下发出暗淡的光芒。当阿尔特站在那里思索的时候,阿贝尔·马丁森拉开了货舱的舱盖,叫他过去。
“找到什么东西了吗？”阿尔特问。
“看这儿。”阿贝尔答道。
他们一起蹲在打开的方形货舱口向里看去,舱里鲑鱼的味道朝他们飘了过来。阿贝尔拿着手电筒在一堆僵直无声的鱼身上照了一圈。“银鲑鱼,”他说,“估摸着有五十条。”
“那么他至少捞过一网。”阿尔特说。
“应该是。”阿贝尔应道。
以前曾经有人掉进空货舱里,摔破了头,死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阿尔特听过几件这样的事。他又看了一眼那堆鱼。
“你估计他昨晚什么时候出的事？”
“很难说。四点半,五点？”
“他去了哪儿,你觉得？”
“或许是北岸,”阿贝尔说,“或许是船舰湾。也可能是艾略特海岬。那里是鱼群出没的地方。”
但是这些不用说阿尔特也知道。鲑鱼是圣佩佐人的生计所在,鲑鱼群夜晚会在什么神秘的地方出没是人们交谈的永恒主题。但是阿贝尔大声说出来还是提醒了他——让他想得更明白了。
他们两个在货舱口又待了一会儿,不知道该干什么。那堆一动不动的鲑鱼让阿尔特深受困扰,但一时又说不出来是什么感觉,所以他只是一言不发地看着它。然后他站了起来,膝盖骨发出咯咯的响声,转身离开了黑洞洞的货舱。
“我们再找找。”他提议道。
“对,”阿贝尔说道,“说不定他就在驾驶舱里,昏过去了还是怎的。”
苏珊·玛丽号是一艘三十英尺长的后推进式捕鱼船——一艘标准的、维护良好的圣佩佐刺网渔船——她的驾驶舱就在中舱后面。阿尔特弓身钻进船尾侧面的舱门,并在舱门口站了一会儿。在地板的中央——这是他注意到的第一件事物——一只锡制的咖啡杯倒在那儿。一个船用电池正放在驾驶盘的右边。右舷边是一张短床,上面放着羊毛毯；阿贝尔拿手电筒照了照。驾驶舱中,驾驶盘上方的灯还开着,一缕阳光透过窗户射进来,照在右舷的船壁上。这一极端整齐和过于寂静的场景使阿尔特心生一种不祥的感觉。罗盘箱上方的一根铁绳上挂着一盒香肠,随着苏珊·玛丽号的起伏而晃动着；除此之外,一切都寂然不动。除了无线电机器里传来模糊、遥远的噼啪声之外,什么声音也听不见。阿尔特记下这一切,开始转动收音机的调台旋钮。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只是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他陷入了茫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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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不妙。”阿贝尔说。
“去看看,”阿尔特说,“我忘记了——去看看他的救生筏是不是还在。”
阿贝尔·马丁森把脑袋探出舱门看了一下。“还在那儿,阿尔特,”他说,“现在怎么办？”
他们相互盯着看了一会儿。然后,阿尔特叹了口气,坐在卡尔·海因的短床床沿上。
“或许他爬到甲板下面去了,”阿贝尔说,“可能他的引擎出了点什么问题,阿尔特。”
“我就坐在他的引擎上面,”阿尔特指出,“这下面空间太小,根本没人爬得进去。”
“他离开了。”阿贝尔摇着头说道。
“好像是这样。”治安官答道。
他们看了看对方,然后目光又移向别处。
“或许是谁把他带走了,”阿贝尔说,“他受了伤,用无线电求助,然后有人来把他带走了。就是这样——”
“那他们不会让船就这样漂在这里,”阿尔特说,“而且,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会儿我们应该已经听到些消息了。”
“情况不妙。”阿贝尔·马丁森又说了一遍。
阿尔特又往齿间塞了一块黄箭口香糖,他真希望这事儿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喜欢卡尔·海因,他也认识卡尔的家人,他星期天经常和他们去同一个教堂做礼拜。卡尔祖祖辈辈都是岛民。他的祖父生于巴伐利亚,在中央谷最肥沃的地方拥有三十英亩草莓地。他的父亲也是个种草莓的农民,一九四四年死于中风。后来,因为儿子在外打仗,卡尔的母亲,埃塔·海因把三十英亩草莓地都卖给了乔金森家。海因家的人吃苦耐劳、少言寡语,圣佩佐的居民大多都喜欢他们。阿尔特回想起来,卡尔在坎顿岛美国海军部队当炮兵,曾经打到过冲绳岛。他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岛上有的年轻人却没有。他回来之后便过上了刺网渔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