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什梅尔坐在香杉树洞中读着他父亲的文章；初枝穿着外套,戴着围巾一头钻了进来,坐在他旁边的干苔上。“我父亲一夜没睡,”伊什梅尔说,“忙着弄他的报纸。”
“我爸爸存在银行的钱取不出来了,”初枝回应道,“我们只有几美元现金,其余的都被冻结了。我的爸爸妈妈不是公民身份。”
“那你们怎么办？”
“我们不知道。”
“我在采摘季攒了二十美元,”伊什梅尔说,“你全部拿去——都给你。我明天早上带到学校来。”
“不,”初枝说,“不要带来。我爸爸很快就会想到办法的。我绝对不能拿你的钱。”
伊什梅尔转身面朝着她,用手肘支撑着身体。“简直难以置信。”他说。
“如此不真实,”初枝说,“这太不公平了——不公平。他们怎么能这样做？我们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这件事不是我们挑起来的,”伊什梅尔说,“是日本人逼我们这样做的。而且是在星期天早晨,任何人都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要我说,这太卑鄙了。他们——”
“你看着我的脸,”初枝打断道,“看着我的眼睛,伊什梅尔。我的脸是干这些事的人的脸——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的脸——是日本人的样子。我的父母是从日本来到圣佩佐的。我的妈妈和爸爸,他们几乎不会说英语。我的家人现在处境很糟糕。你还不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会有麻烦的。”
“等会儿,”伊什梅尔说,“你不是日本人。你是——”
“你听到新闻了。他们正在抓人。他们把很多人称作间谍。昨天夜里有些人聚集在市山的家门口,喊着名字骂他们,伊什梅尔。他们坐在门前,鸣着喇叭。怎么会这样？”她继续说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这是谁干的？”伊什梅尔说,“你在说谁？”
“是威利茨先生——奥托·威利茨。吉娜·威利茨的叔叔。还有另外几个人。他们都为电影院亮着灯的事情义愤填膺。市山没有把灯灭掉。”这太过分了,”伊什梅尔说,“整件事情都太过分了。”
“他们把他的灯泡旋了下来,然后开车来到他家。他们称他为卑鄙的小日本。”
伊什梅尔无言以对。他只是摇摇头。
“我放学后回到家,”初枝说,“我父亲在打电话。大家都担心海军电台,玛瑙海岬的那个。他觉得那儿今晚会遭到轰炸。有人已经拿了猎枪去那儿保卫了。他们要藏在海滩边的树林里。白崎一家在玛瑙海岬有个农场,有几个发报站的士兵去了那儿。他们把电台、相机和电话都带到那儿去了,他们还逮捕了白崎先生。白崎家其他的人也不允许离开他们的屋子。”
“第莫斯先生也要去那儿,”伊什梅尔回答道,“我看见他了,他正要上车。他说他要先去曼森旅馆,那里现在是指挥中心。他们告诉人们哪些海滩需要守卫。我妈妈正在做屏蔽幛。她一天到晚听着收音机。”
“大家都在听收音机。我妈妈寸步不离我们家的收音机。她坐在那里,仔细听着,还打电话跟别人谈论。”
伊什梅尔叹了口气。“战争,”他说,“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我们得走了,”初枝答道,“天已经暗下来了。”
他们跨过他们的香杉树边一条暴涨的小溪,顺着山边小路走去。天色已是黄昏,海风吹在他们脸上。他们站在小路上,相互拥抱,他们亲吻对方,然后再次亲吻,第二次他们非常用力。“不要让这个伤害到我们,”伊什梅尔说道,“我不在乎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会让这件事伤害到我们的。”
“不会的,”初枝说,“一定不会。”
星期二,伊什梅尔去给他父亲帮忙。他在安德鲁森大街的办公室负责接电话,并在一本黄色横格拍纸簿上做记录。他的父亲让他打电话给一些人,并列好准备问哪些问题。“可以帮我一下忙吗？”他父亲说我忙不过来了。”
伊什梅尔打了一个电话给海军电台。一个日间侦察机飞行员,也就是英塞恩·克罗森,发现一个他以前从未注意到的现象:圣佩佐岛上日本人的草莓农场所种的草莓,一畦畦地都径直指向玛瑙海岬的电台。畦畦的草莓使日本人的炮火可以轻易地找到它们的五个目标。“但是那些田地三十年来一直都在那儿啊,”伊什梅尔说,“并不是所有的。”英塞恩·克罗森回答道。
县治安官打来了电话。他怀疑有几个日本农民在他们的工棚或仓库里藏有炸药,这些可能会被用来搞破坏活动。他还听说有些人有短波收音机。治安官出于好意,希望这些农民把这些危险物品交到他在友睦港的办公室来。他说,他想在《评论报》上登一条消息。他非常感谢伊什梅尔的帮助。
亚瑟把治安官的消息印了上去。他还印了一条防卫当局的通知,告诉圣佩佐的日本人,十二月十四日之后他们将不能搭乘轮渡。他在一篇新文章中写道,二十四个人被拉里·菲利普斯点名参加市民防卫协助消防队,其中包括立花乔治、安井弗瑞德和若山爱德华。“是的,不错,这三个人的名字是我刻意挑选的。”当伊什梅尔问起的时候他解释道。“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照实描述,”他说,“这完全是一种……平衡的艺术。就看你怎么处理,各种关系,这就是新闻的本质。”
“那不是新闻,”伊什梅尔说,“新闻只是报道事实。”
他在学校里正好从课本上学到有关新闻报道的内容。在他看来,他的父亲曲解了新闻业的某些基本原则。
“哪些事实？”亚瑟问他,“你要报道哪些事实,伊什梅尔？”
在接下来的一期报纸中,亚瑟提醒圣佩佐岛上的商店一到夜晚就灭掉灯光:眼下正是圣诞,人们多少还是希望开着灯。他还宣布新年夜将有一个公共舞会,口号将是:记住珍珠港——它也可能发生在这里！穿制服者可以免费入场；欢迎所有岛民参加。亚瑟告诉他的读者们,圣佩佐岛红十字救济会的拉尔斯·海因曼女士设定了一个五百美元的捐款上限,而美籍日本人联盟立刻捐献了五十五美元,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捐款。另外一篇文章则报道,友睦港的日本人社区中心举行了一个招待会,欢送坂村罗伯特参加军队。招待会上提供了食物,还准备了演讲；人们向美国国旗敬礼,高唱《星条旗之歌》,歌声响彻夜空。
《圣佩佐评论报》还刊登了一则提醒,要求大家保证对那些对敌人有安慰作用或有帮助的军事新闻保持缄默。它还劝告岛民“不要随意与人谈论可能被人观察到的陆军与海军动向”。由于战争的原因,亚瑟说,选址于保卫角的岛上第一个渔民救助站将推迟建设。尼克·奥拉夫森在堆砌木料的时候去世；乔治·波迪恩一家在他们厨房的炉子爆炸的时候逃过一劫,但是波迪恩太太断了一条腿和一只胳膊。父母教师协会发起了一场节约纸张运动,尤其对圣诞节礼物的包装纸感兴趣。圣佩佐的农业保护者协会(格兰其分会)也致力于圣佩佐的保卫工作,并且向农业委员会写信承诺“保证种植那些适宜本岛种植并且可供前线将士食用的水果蔬菜”。军队要求圣佩佐岛上那些养有骤子和马的人把自己的牲口数量向县特派员汇报登记,字里行间都把这描述为“爱国行动”；他们还要求岛民检查他们的汽车轮胎,并且在驾驶的时候注意保护轮胎:橡胶供应处于短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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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在《评论报》上也登了一则消息,提醒岛民“拒绝传播,谣言自止”。同时还有另一个慈善舞会,玛瑙海岬电台的在编人员都作为嘉宾受到邀请。防卫经费委员会来到学校董事会,请求利用中学礼堂举办两场舞会；学校董事会则要求出具书面保证,确保现场不会有人吸烟或者喝酒。菲斯克五金店支起了入伍登记的桌子；同时,一股突如其来的暖流将圣佩佐的马路变得泥泞不堪,汽车都陷在路上难以前进。八十六岁的伊芙·萨曼开着她的一九三六年产别克车,被困在皮尔索路上,当她出现在皮特森杂货店的时候,她的膝盖上沾满了泥浆块儿:她步步行了两英里来到镇上。《评论报》提醒读者,许多电线杆上现在都贴着防空准则:保持镇静；待在家中；熄灭灯火；躺下；不要靠近窗户:不要打电话。市川瑞伊在友睦港高中篮球队对安纳柯蒂斯的比赛中独得十五分,帮助球队取得了胜利。詹森西港的六位居民声称,他们看见一种古怪的生物在浅滩处晒太阳；它长着天鹅般的脖子,北极熊般的头和洞穴般的大口,嘴里喷着白色的雾气。人们划船过去,想看得清楚点,那怪物便消失在水中了。
“你不会把这个登上去吧？”伊什梅尔问他父亲,“詹森西港出现一只海怪？”
“或许你是对的,”亚瑟说,“但是你记得我去年登的那个熊的故事吗？忽然间,那头熊成了各种事件的祸首。死去的狗,打破的窗户,丢失的母鸡,被刮花的车子。一个神秘生物——这是新闻,伊什梅尔。这就是人们要看的事实——这就是新闻。”
在接下来的一期中,亚瑟刊登了一则公益广告,鼓动岛民购买战争债券。他解释说,公民防卫委员会正在登记一旦需要疏散的时候能够得上的船只。他告诉读者,威廉·布莱尔——友睦港的札琪尔睿和伊迪丝·布莱尔的儿子——从美国海军学院的第一个救护班毕业,已经坐船奔赴欧洲战区了。军方的系留气球 [1] 爆炸坠落,压断了电线,导致某天早晨圣佩佐岛断电四个小时。防卫长官理查德·布莱克金顿指定了九个区域的空袭监督官,负责有效地实行岛上的灯火管制；他还到安纳柯蒂斯参加了一个化学战训练班,后来便忙于散发关于化学战的传单。同时,圣佩佐的孩子们都被一一编号,并且按各个教室登记在册,以防他们和自己的家庭失散。亚瑟登了一张作战部提供的图片,上面有飞机的侧翼和尾部标志。他还印了一张照片上去,照片上是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的美籍日本人,他们正排着队申领公民登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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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上又有四名日裔入伍,加入了美国陆军——这条消息登在头版文章中。在中学教木工课的理查德·恩斯洛辞去工作,加入了海军。南海滩的伊达·克洛斯太太为水手们织了些袜子寄了出去,结果收到一封从巴尔的摩附近的防空炮兵基地寄来的感谢信。海岸警卫队禁止渔民到圣佩佐西面的海域捕鱼,并且在夜里逼近驱逐那些在限制区域下网捕鱼的刺网渔民。在一月末,岛民们经历了一段短暂的燃油短缺时期,不得不在公民防卫委员会的指令下调低了燃油取暖器的温度。委员会要求农民们准备一万个沙袋——麻布袋、饲料袋或面粉袋。一百五十个岛民参加了红十字会救助队的急救课程。由于燃料和人手短缺,皮特森杂货店取消了送货服务。
你好像很偏向日本人,亚瑟。”一位《评论报》的匿名读者有一天写信来说,“你每个星期都把他们放在头版,总是写他们如何爱国如何忠诚,却绝口不提他们的背信弃义。嗯,也许现在你应该把脑袋从沙子里面探出来看看,现在他们正在和我们打仗呢！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一月份,十五位岛民取消了订阅,其中包括小艇角的沃克尔·科尔曼家和友睦港的赫伯特·兰格利家。“日本人是我们的敌人,”赫怕特兰格利写道,“你的报纸侮辱了所有誓将这一威胁从我们中间肃清出去的美国白人。请从今天起就取消我的订阅并立刻把钱退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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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瑟照办了；他向那些退订的人退还了全额的订报费,同时附上一封话语真诚的短信。“总有一天他们会回来的。”他预言。但是,随后安纳柯蒂斯的平价商店取消了每周刊登的四分之一版广告；然后是主街的洛蒂·欧普斯威格商店,然后是拉森木材场和安纳柯蒂斯咖啡店。“我们不用担心这个,”亚瑟告诉他儿子,“实在不行我们总还可以把八版的报纸缩到四版吧。”他把沃克尔·科尔曼的信和另一封来自英格马·司格森的差不多的信登了出来。在中学教英语的莉莉安·泰勒回信愤怒地谴责了“这两个明显丧失了理智、陷入战争歇斯底里症之中的岛上名人在信中所表现出的狭窄心胸”。亚瑟把这个也登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