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星期之后,也就是二月四日,一辆黑色的福特穿过今田家的田地,朝香杉木板搭建的板房驶来。初枝当时正在柴房边从油帆布盖着的柴堆中取引|火柴,放在自己围裙里,她注意到——很奇怪的一点——福特车的车头灯被蒙住了；她先是听到汽车的声音,然后才看见那辆车。汽车就停在她家门口；两个穿西装打领带的男人走了出来。他们轻轻地关上车门,相互看了一眼,其中一个稍微整理了一下西装外套——他的块头比另一个大些,西装袖子有些短,里面的衬衫袖口露出一大截。初枝静悄悄地站在那里,围裙里兜着一兜引火柴,她看着两个男人走进门廊,把帽子拿在手里,敲响了她家的门。她父亲穿着毛衣和拖鞋出来开门,左手拿着一份报纸,读书时戴的眼镜架在鼻梁上；她母亲站在他身后。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小个子男人一边说,一边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徽章。“联邦调查局,”他说,“你就是今田久雄吗？”
“是的,”初枝的父亲说道,“出什么事了吗？”
“确切地说不是什么事,”联邦调查局来的人说道,“我们只是接到命令来搜查这个地方。你知道的,我们要例行搜查一下。我们进去说好吗？都坐下来。”
“好的,请进。”初枝的父亲说道。
初枝把兜满柴火的围裙丢回到杉木柴堆上。两个男人转身看见了她；大个子的那个从门廊的台阶上走下来。初枝走出柴房的阴暗处,站在门廊的灯光下。“你也进来。”小个子的那个说道。
大家来到起居室。初枝和她的姐妹们坐在沙发上,久雄从厨房拿了两把椅子出来给联邦调查局的人坐——他走到哪儿,那个大个子就跟到哪儿。“请坐。”久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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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客气。”小个子说道。然后,他从外套口袋中取出一个信封,把他递给久雄。“这是美国地方检察官的授权信。我们要搜查这个地方——我们是奉命行事。”
久雄接过信封,并无打开的意思。“我们是忠诚的。”他说。此外便不说话了。
“我知道,我知道,”联邦调查局来的人说,“但我们还是要四处看看。”
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另一个大个子男人站起来,整了整衣袖,然后默不作声地打开了富士子的玻璃盒子,拿起最底层架子上一堆散页的尺八 [1] 乐谱。他拿起富士子的竹笛,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然后将它放在餐厅的桌子上这个男人块头挺大,但一双手却十分迷你。柴火炉子旁边放着一本杂志,他拿起来翻看。他还拿起久雄的报纸。“我们接到本地居民的举报,说圣佩佐岛上有的敌国侨民藏有非法的战时禁运品,”小个子男人说道,“所以我们的职责就是把这里搜遍,看看有没有那些东西。请你配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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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当然配合。”久雄说。
大个子走进厨房。他们看着他走进去,瞅瞅水槽底下,又打开烤箱门。“我们要把你的私人财产搜查一遍。”小个子继续解释道。他站在那里把信封从久雄手中拿过来；放回到外套口袋。“希望你不要介意。”他说。
他打开起居室角落里的一个斗柜——一种有抽屉的柜子,把富士子的丝质和服与织锦腰带取了出来。“真漂亮,”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它拿到灯光下,“这好像是一个古老的国家的东西。非常华美。”
大个子从配餐室走进起居室,一只手拿着久雄的滑膛枪,胸前还抱着四盒弹药。“这家伙可是全副武装,”他对自己的搭档说道,“那里面还有一把很大、很古老的剑。”
“都放到桌上,”小个子说道,“都做好标记,威尔逊——你把标签带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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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田家最小的一个女儿手捂着脸,开始抽泣起来。“嘿,小姑娘,”联邦调查局的人说道,“我知道这有点儿吓人——但是不要怕。没什么好哭的,听到我说吗？我们很快干完就走了。”
大个子威尔逊转身去拿久雄的剑。然后开始搜查卧室。
“嘿,”第一个人开口向久雄说道,“我们就安坐在这里等威尔逊搜查完。然后我们到外面去兜兜。我们会把这些东西都做好标记,装到车上去。然后你可以带我们到外屋转转。我们要统统检查一遍——这是程序。”
“我理解。”久雄说道。他和富士子的手握在一起。
“不要紧张,”联邦调查局的人说道,“我们很快就走,不打扰你们。”
他站在桌子旁边,往物件上挂标签。有一会儿,他就静静地在那儿等着。他的脚打着拍子,将笛子放到嘴边。“威尔逊！”他终于喊道,“不要碰人家的内衣！”然后他咯咯地笑了两声,拿起了久雄的滑膛枪。“我们得把这个带走,”他充满歉意地说道,“还有这个,你能理解的。他们要将这些东西保管一段时间——谁知道是为什么,然后统统寄还给你。检查完之后他们就会把东西都还给你。说不清楚,但就是这样。两国交战,没办法。”
“那支笛子很珍贵的,”久雄说,“还有那件和服、散页乐谱——你定要把这些东西带走吗？”
“诸如此类的东西都要带走,是的,”联邦调查局的人说道,“所有从日本来的东西我们都要带走。”
久雄眉头紧蹙着,默不作声。
威尔逊从卧室回到客厅,表情严肃；他手里拿着初枝的剪贴簿。“笨蛋,”他的搭档说道,“快点儿。”
“废话,”威尔逊说,“我在搜查抽屉。你要是不喜欢下次你来。”
“久雄和我要出去转转,”小个子不紧不慢地说道,“你和女士们坐在这里,把标签贴完。礼貌点儿,”他说。
“我一直很有礼貌。”威尔逊说道。
久雄和小个子男人去了外面；威尔逊开始贴标签。标签都贴好之后,他咬着下嘴唇,拿起初枝的剪贴簿翻看起来。“草莓公主,”他一边说一边抬起头,“你一定很自豪吧。”
初枝没有回答。“照片拍得很好,”威尔逊说,“看上去很像你。实际上,就是你的模样。”
初枝还是没说话。她心里希望威尔逊不要碰她的剪贴簿。她正想着是不是要有礼貌地叫他把它放下的时候,久雄和小个子男人走进门来,小个子手中拿着一个板条箱。“炸药,”他说,“看看这个,威尔逊。”他把板条箱轻轻地放在桌子上,两个人站起来伸手去查看箱子里的炸药——二十四支。威尔逊撇了撇嘴,眼睛盯着久雄看了起来。
“你们得相信我,”久雄坚持道,“这是炸树桩用的,为了平整土地。”
小个子的联邦调查局探员神情严峻地摇了摇头。“或许是,”他说,“但是这仍旧不妙。这玩意儿,”他一个手指头指着板条箱,“是违禁物资。你应该把它交上去的。”
他们把枪、弹药、剑和炸药统统搬出去装在车厢里。威尔逊回屋的时候拿了一个粗呢袋子,把剪贴簿、和服、散页乐谱等塞了进去,最后是那支竹笛,也放了进去。
所有的东西都放进他们的车厢之后,两个联邦调查局的人再次坐下来。“嗯,”小个子说道,“这事儿。你看怎么办？”他对久雄说。
久雄没有回答。他穿着毛衣和拖鞋坐在那里,眨着眼睛,眼镜拿在手里,在等着联邦调查局的人发话。
“我们得逮捕你,”威尔逊说,“你得到西雅图去一趟。”他从腰带上解下一副手铐,手铐旁边是他的枪。
“用不着这东西,”小个子说,“这位老兄是个明白人,是一位绅士。不需要手铐。”他的目光转向久雄,“我们带你去,他们会问你一些问题,好吗？我们去趟西雅图,他们问几个问题,您回答他们的问题,这件事就过去了。”
两个小点的女孩都哭了起来。最小的一只手捂着脸,初枝一只胳膊抱着她。她把妹妹的头拢到自己身边,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久雄从椅子里站了起来。
“请不要带走他,”富士子说,“他没干过任何坏事。他——”
“谁也不知道,”威尔逊说,“说不清楚。”
“也许只要几天,”另一个说道,“这些事情花不了多少时间,你知道的。我们得带他上车,去西雅图。他必须接受安排。可能是几天,也可能是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富士子说,“但是我们干了什么？你要——”
“就当是一种牺牲吧,”联邦调查局的人打断道,“你想,外面正在打仗,所有人都在做出牺牲。或许你可以往这方面想想。”
久雄问他是否可是换掉拖鞋,并到储藏室拿件外套。他还想打个小包,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威尔逊说,“去吧。我们很乐意提供便利。”
他们让他亲吻了妻子和女儿们并与她们一一道别。“打电话给仁司罗伯特。”久雄对她们说,“告诉他我被逮捕了。”但是富士子打电话过去,发现仁司罗伯特也被捕了。小林罗纳德,住田理查德、小田三郎加藤太郎、北野淳子、山本宪造、增井约翰、仁司罗伯特——他们都被关在西雅图的监狱里了。他们是同一天夜里被捕的。
这些被捕的日本人被装在一辆火车上,火车窗户都用木板条密封起来——之前火车开到岔道的时候发生过囚犯被枪击的事件。他们被火车从西雅图带到了蒙大拿的劳动营。久雄每天都给家人写一封信；他说,伙食并不是很好,但是总的来说待遇还不算太糟糕。他们天天都在挖沟渠,建造供水系统,准备把劳动营的规模扩大一倍。久雄在洗衣房得到一份工作,负责熨烫和折叠衣物。仁司罗伯特则在劳动营的厨房工作。
初枝的母亲把五个女儿都叫到一起,手里拿着久雄的信。她又一次向女儿们讲述起她乘韩国麻生号从日本到美国的冒险之旅。她告诉她们自己在西雅图给人清洁房间的经历,那些被白人吐了血的床单,满是他们的排泄物的马桶,他们身上的酒精和汗混合在一起的臭味。她告诉她们自己在码头区的厨房干过切洋葱和炸土豆的活儿,那些来吃饭的白人搬运工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就好像她根本不存在一样。她已经尝过艰难岁月的滋味,她说——她的生活就是这么艰苦过来的。她知道那是一种毫无生趣的活着的状态；她知道那是一种无人知晓的存在。她希望女儿们明白如何以不失尊严的方式去面对这一切。母亲说话的时候,初枝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试图参透母亲话中的含义。她已经十八岁了,母亲的故事对她而言比以前听到的时候更加意味深长。她前倾着身体,仔细聆听。母亲预测,与日本的这场战争将迫使她所有的女儿决定自己到底是谁,并且使她们更像一个日本人。白人心底里不是并不想要她们留在他们的国家吗？有传言说沿海的所有日本人都将被强令离开。隐藏某些东西或假装自己不是日本人,这没有任何意义——白人一看他们的脸就知道；他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她们是美日交战时期身在美国的日本姑娘——难不成她们想否认这一点？关键在于生活在这里而不至于憎恨自己,因为你周围都是仇恨。关键在于不因为自己的痛苦而放弃有尊严的生活。她说,在日本,人们学会不去抱怨,也不因为遭受苦难而心烦意乱。一个人是否坚忍,反映了他的内在生活状态,反映了他的哲学，反映了他的思想。面对年迈衰老、死亡、不公和艰难困苦,最好的态度是坦然接受——这些都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只有愚蠢的姑娘才会否认这一点,她那样做只是告诉世人自己有多么不成熟,只是说明她更多地生活在白人的世界,而不是自己人的世界中。富士子始终认为,日本人才是她的“自己人”——过去几个月所发生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否则为什么孩子们的父亲会被逮捕呢？过去两个月所发生的事情应该让孩子们了解到白人内心的黑暗,并且懂得黑暗乃是生活的一部分。否认生活的黑暗面就好比将冬天的寒冷当作一种短暂的幻觉,是通往漫长、温暖、令人愉悦的夏天这条更“真实”道路上的一个驿站。但是,实际上,夏天和冬天融化的雪花一样不真实。富士子说,现在你们的父亲不在了,他在蒙大拿的劳动营里干着叠衣服的活儿,我们必须要生活下去,要忍耐。“你们明白吗？”她用日语问道,“我们别无选择。我们都要忍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