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驼子心中的怒火不断上蹿，但一进伐木场，情形就变化了。
他被臂绕黑纱、表情悲壮的工人引领着走进了礼堂。礼堂中央，一排架子上并排躺着十几具白布蒙着的尸体。礼堂压抑的空间中哀乐低回，音乐造成的效果，好像天上所有的乌云都堆积在这屋顶之上。他被带到正在守灵的伐木场领导面前。领导默默地和他握手。有人上来，在他胸前别上了一朵白花，在他手臂上缠上了黑纱。
领导嗓音低沉：“谢谢。谢谢机村的农民兄弟。”
他被带到了那排尸体跟前，跟着人鞠躬，跟着人默哀，完成了这一系列动作时，他已经把来这里要交涉的事情完全忘记了。他完全被自己深深的羞惭把心揪住了。既然自己是前来致哀的，怎么可以两手空空就出现在这里呢？说不定，那躺在白单子下面的工人老大哥，也曾经来过机村，帮助耕地的男人扶过犁杖，拿着镰刀帮着收割过机村的庄稼，山洪暴发时，帮助机村抢救过水电站的堤坝。驼子的眼睛真的就湿润了。
后来，他被领导请到场部的办公室。这里气氛一下就轻松了。
领导叫人给他奉上热腾腾的茶水：“刚才那些烈士，都是为了抢救国家财产牺牲的，他们都是为抢救储木场的木材而牺牲的。”
驼子感叹：“过去打仗的时候，死了人，好多都来不及埋掉。现在好，共产党坐了天下，牺牲的同志也像个烈士的样子了。”
领导又一次说了感谢机村农民兄弟前来慰问的话，这一来，驼子又羞愧得想钻到地里去了。天下哪有这样怒气冲冲、两手空空前来吊丧的呢。他低下头，使劲摇着双手。
领导过来在他身边坐下，俯身对他说了些什么。他能做的就是拼命地点头。但即便是这样，也不能使他的羞愧减少半分，以至于他都弄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昏昏沉沉地从伐木场回到村子里来的了。
走进村子，冷风一吹，他的脑子慢慢清醒过来。他马上就要下一个命令，宰几只羊送去，还要扎一些白花，请伐木场懂文墨的人写一副挽联。把这些事情想了一过，他心里就像这事已经做了一样，感到释然而轻松了。
这时，他才想起了伐木场领导在他耳边说的话。
他一个人走在路上立即就叫了起来：“不行！机村就那么一点地方了！”他蹲下身来，用手捶打着胸口，“天哪，机村就指着这么一点地方种点活命粮了！天哪！烈士们是不会要我们那宝贵的地方作为坟地的！”
是的，坟地。伐木场领导说的是要建一个烈士陵园。
“他们都是为了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的，但是，现在，一定要有一个永久的陵园安葬他们。”
驼子知道，陵园就是坟地的意思。他也知道，烈士们应该有一个永远让人看见、永远让人记得的地方，但这叫他回去怎么向村里人交代！村里人不会理解一排死人怎么非得要永远睡在那漂亮的山岗上面。机村人更不会懂得为什么要用十几个人的性命去换那些木头。农民没有工人阶级先进，所以，农民算出来的账是一个人的命也比几十上百根的木头值钱。在农民看来，那些死去的人是些傻瓜。
那队蓝工装见驼子没有能够带回新的指示，看看快要落山的太阳，再也不能等待，就动手挖起坑来。农民兄弟是一定要上前阻止的，所以，两下里真的就动起手来了。这一动手，无论驼子怎么阻止，都没有什么作用了。在场所有的机村人都扑向了那队蓝工装。而且，双方心里都带着仇恨，再不只是拳脚相向。一上来，手中的铁制工具就飞舞起来了。驼子转身又往伐木场跑。半路上，迎面就有怒火中烧的工人前往机村增援。驼子越想快一点，但腿软得都要迈不开步子了。跑到了伐木场，有人把他领到办公室，然后去找领导来见他。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有什么时候比这段等待的时间更为漫长。就是长征中他负了伤，躺在地上，血汩汩流淌，感到死亡的阴影一点点逼近，也没有这么焦急，这么害怕，没有因为焦急和害怕而觉得这段时间比整个一生都要难熬。他不知道自己等待了多长时间。他半躺在椅子上，看着下午明亮的天空变成一片灰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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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片灰白就是末日的颜色。
终于，几张故作沉着的脸衬着那片灰白浮现在他的眼前。
驼子说：“出事了，你们，求求你们快去救人啊！”
领导不慌不忙，说：“没有那么严重，群众心里有情绪，就发泄一下。”
驼子一着急，居然昏过去了。
其实，这会儿，伐木场派出制止冲突的队伍已经出发了，甚至连医生都派过去了。驼子醒过来时，伐木场领导告诉他，冲突已经停止了。而且，“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对机村那些做出了抗拒纪念革命烈士的反革命行为的人也施行了救治。”领导话锋一转，“你就好好在这里休息，明天早上，跟我们一起安葬革命烈士吧。”
驼子发出了悲伤而绝望的呻·吟。
“你说什么？”
“不！”软弱而且胆小的驼子哭出声来了，但他还是听到自己在喊，“不——！”
“你也反对纪念革命烈士？”
“我不反对，但你们就给机村留一块好地吧。”
这是一九七五年的秋天，老魏亲自率领一个工作组下到机村。但机村人众口一词，说一点也不反对牺牲的烈士，他们只是希望在巨大的灾害过后，还有一块荒地可供开垦。他们还说，农业学大寨也要一个合适的地方。机村有十多个人被抓进县城关了一段时间，回来后，又在全村大会上被批斗了几次。每一次大会，驼子都要率先作出深刻的检查。老魏作为县革委的副主任亲自表态，把那些烈士全部安葬在县城旁边的烈士陵园。深秋的雪一下来，喧腾的世界又归于了寂静，事情差不多就这样平息了。
驼子的老伤又犯了，躺在家里，但呻·吟的声音足以让全村人听见。
他的呻·吟中增加了新的内容，他喊：“继续革命，继续革命！我革不动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背都痛啊，我打国民党，打江山受的伤，我革不动这个命了！”
然后，他转而咒骂机村的乡亲：“我欠了你们什么，我不欠你们什么了，告诉你们，我早就把欠你们的还清了！你们怎么敢像对付敌人一样对付工人老大哥？你们都以为我软弱胆小，哼！”驼子居然从床上爬起来，走到大开着的门前，“我知道你们都在听着，那你们就竖起耳朵，你们去打听打听，老子在新一村是怎么当支书的，老子对什么事情手软过！要是不信，明年一开春，看老子怎么收拾你们！”
大家感到惊奇，这个好人口中怎么吐出了这么多恶毒的言语。但大家对这些恶毒的言语并不在意，有聪明人说：“继续革命就是不断往前跑，就像我们拿着鞭子让牛拉着犁头一直抽打，不让可怜的畜生停下来喘气一样，这个可怜的家伙真的是拉不动身上的犁头了。”
雪一直下个不停，劳碌挣扎了一年的机村终于停下来，可以喘口气，可以回味一下这一年经过的种种事情了。年轻人都还在远处的垦荒工地上，如果不是每家屋顶上还飘荡着淡蓝的炊烟，整个机村就像死去了一样。
骆木匠跟着工作组留下的几个人走家串户动员大家出来参加会议，大多数人都守着温暖的火塘沉默不语。
也有人开口说话：“世上所以有冬天，就是天老爷也疼人，知道累了一年的庄稼人要休息一下了。不是连我们老支书也犯病了吗？”
骆木匠说：“那是他的革命意志消退了！”骆木匠在这户人家还喝了一些酒，那家人一边给他酒喝，一边却与他争吵。好多年了，那些陌生的词语是他的护身符。只是他嘴上一挂上那些来自上面、来自文件上的词语，人家就害怕，就闭口不言了。但是，今天，也许是这些人借酒壮胆，和他针锋相对，不肯退让了。他从这户人家走出来时，已经带着浓重的醉意了。在飘飞的雪花后面，他恍惚看见了几个模糊的影子。他笑了：“不要装神弄鬼，告诉你们，我什么都不害怕，我一点都不害怕。”
然后，那几个朦胧模糊的影子就撞上来了。
骆木匠躺在雪地上，心里已经有些害怕了。他想喊救命。但一个影子山一样压下来，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第二天，他努力回想，想起有人在他耳边说了一些威胁的话。但他又想不起来，那些鬼影具体说了些什么。
他哆嗦着对工作组的人说：“你们要相信我，他们真的说了什么！”
工作组的人对他也并不那么耐烦：“那你就说出他们是谁！”
“不是鬼，是村里人装的鬼！”
“那他们到底说了什么样的话，我们才好有线索组织清查！”
但他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工作组的人替他想，想了一句又一句，他觉得这样的话用在自己身上是对的，但他的确又不敢肯定。工作组的人冷笑：“那说明，你他妈的得罪的人太多了，我们总不能把全村人都看成阶级敌人吧？”
“我是在斗争！我是响应党的号召！”
“那也不能把全村人都当成阶级敌人！”
第二天早上，机村老男人们组织了一个送粮的队伍去觉尔郎探望村里的年轻人。骆木匠提出，工作组应该去那里检查一下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到这时，他才感觉到，不只是机村人，甚至工作组的人革命意志都消退不少了。老魏早就回到了县里，工作组那些家伙，守着温暖的炉火，看着外面覆盖了山野的大雪没有一个人动窝。最后，他们做出一个决定：“那你就代表工作组吧。等你回来，今年的招兵开始，我们就推荐你参军。”
“可是，我还没有当地的户口，你们能不能先把我的户口从老家迁来。”
大家都袖手不说话了。村里那些背负着粮食的人还冒雪站在外面，工作组就拿了一些报纸给他们：“让索波多组织大家好好学习。”
那些沉默不语的人就出发上路了。
村里远行的人还没有回来，一天早晨，人们忽然从伐木场的高音喇叭里听到哀乐响起。低回的哀乐轰轰作响，把河边，把小山岗上，把泉眼边那些孤立的树木上纷披着的积雪都震落下来。天空很蓝，天气很冷。风吹着雪花在蓝空下慢慢飘散。看来是伐木场又出烈士了。村里人因此又紧张起来。驼子正哼哼唧唧地站在门口眺望天空，他老婆坐在门槛上缝补一双靴子。他说：“天哪，又出事了，他们不会再打我们新垦地的主意吧？”
他老婆说：“你听，你听，喇叭里在说什么？”
驼子却不在听。他还在忧心忡忡地喃喃自语。
这时，他看到每一户人家的人都从屋里出来了，慢慢向着他家院门这边聚集过来。老人，孩子，还有没派到觉尔郎送粮的老男人们。他看到人们都走得跌跌撞撞，人们都茫然地望着天空，又把那茫然的眼光落在他的身上。他还看到，一些人张着嘴巴无声地哭泣。
然后，前大队长格桑旺堆走上前来，伸出双手摇晃他的肩膀：“驼子啊，周总理，周总理死了！”
周总理死了！
对于机村人来说，周总理是一个熟悉而又遥远的名字，一个神灵一样的名字。现在，这个名字竟然与“死”这样一个字眼联系起来了。驼子的眼神也变得茫然了。他叫人打开了村里的广播站，墙上的喇叭里吱吱嘎嘎的尖利杂音响过，然后，传出了庄重肃穆的声音。这个声音正在宣布一个来自遥远地方的消息。广播里没有说死，而是说逝世。但谁都知道，那就是死的意思。哀乐说的是这个意思，那个沉重庄严的声调说的也是这个意思。然后，驼子就张开嘴哭了出来。他一带头，女人们就紧跟着哭成了一片。
逝去的那个人相距那么遥远，名字听了千遍万遍，却又从未见面，但大家真的是悲从中来。一种让人心里变得更加空空荡荡无所依凭的悲伤。已经变得陌生的世界好像正在发生着更快的改变。世界跑得太快，以致于它的表面失去了鲜明的颜色，蒙上了一层浓重的灰色。总之，那一年的好些日子在驼子的印象里都恍若梦境一样。
新的口号又来了。
这回叫做“化悲痛为力量”。
过去，是说把仇恨化为力量，把热爱化成力量，现在，是把悲痛化为力量。
这个村庄是那么偏僻，如此遥远地深藏在大山的皱褶中间，即便是最有见识的人，所获得的经验也不会远过村子三道以上的山梁。而左右村庄力量从来就来自很近的地方，百十来里的土司，还有距离更近的寺院。但是，红军的队伍走过了才十几年，一切就都改变了。一个偏远村庄的命运是由一些他们并不懂得的口号、政策与运动所左右了。他们见过了许多掌握权力的人，但他们都不是最后那个人。他们背后，还有一个又一个随时可以改变他们命运的人，那最终的人像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而不是一个人。而在过去，不出百里，他们就能找到那个掌握最终权力的人。如果说机村人在原始的经验上又积累了什么新的经验，那就是：每当一个口号写上了报纸，一个新的运动就又要开始了。运动几乎就是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特征。运动不是一个实在的东西。但是运动可以把相关与不相关的人都卷入其中，随意决定这些人的命运。命运就像是一阵旋风，没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但从虚空里一下就卷起来，把地上的尘土与枯枝败叶都卷入其中，那么强力，那么恣意地飞舞一阵，又从虚空里消失了，只是所经过地方的面貌都已然改变。
那场叫做“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又袭击到了山里。那风一路吹来，把一些大大小小的人物推倒在地上。这风刮到县城，老魏倒下了，他的罪名是某个人的“复辟路线代理人”。
风当然还会刮到机村，驼子也被打倒了，因为他是老魏在机村的“资产阶级黑线代理人”。
好在农业学大寨运动还要深入开展，垦荒才得以继续下去。村民们也不得不认真对待老魏亲自交代过的那道本身可有可无的石墙了。这一年，机村可供砍伐的森林已砍伐殆尽，伐木场开始往森林尚未砍伐的地方搬迁。
机村一时间选不出新的合适的领导，就由工作组临时负责。骆木匠好好表现了一番，但是，他没有户口，他不跳出来还好，一跳出来，在这个所有人都要被户籍钉死在一个地方的时代，他面临的结局是，将被清理回原籍。他长期滞留机村竟然成了老魏与驼子的又一条罪状。
骆木匠离开了机村。
他并没有走远。他在伐木场里找到了活干。工人们在机村呆了这么多年，一旦要上路了，发现栖止多年的简陋木屋里也积攒下了不少东西。差不多每个人都要做一口两口木箱来盛放这些东西。骆木匠替工人做下一口又一口木箱。往年，骆木匠在伐木场干的活可不一样，那活路是做棺材。每年伐木场都有工人死在自己亲手伐倒的树木之下，或被倒下的树砸死，被滚下山的树撞死，被从木把上脱落的斧头砍死，被绞盘机上断了的钢索抽死。以至于后来伐木场预先就订了下生产多少木材伤几个人死几个人的指标。现在好了，虽然他手头做的东西还是一种木头匣子，但不再是用来装殓血肉模糊的尸体，而是盛放个人的财产了。骆木匠天天做那些木箱，难免不想到自己折腾了这么些年，除了两个肩头端着的一张嘴，真的是身无长物，不禁就有些感伤。
感伤的结果，当然也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深深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