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会议室是个三间大的统房，坐北朝南，在冬季和春季晴朗的日子里，从早到晚，阳光照得满房子通亮。房子里四壁石灰墙洁白。东西墙的上端是两排国际和国内共产主义领袖的巨幅像，南北墙都有大窗子。砖铺的脚地上，中间摆着一张宽大的长方形会议桌，四周围全是木椅，现在坐着本县的十个农业社主任、县委农村工作部长、县政府农林局长和会议的主持人杨国华自己。四壁靠墙，木椅和茶几间隔摆着，各农业社的驻社干部和县上有关部门被指定参加这个会的一些同志坐满了一圈。在这次三级干部会和互助合作代表会期间，每天早晨和晚间，各区和县级各部门的领导同志在这会议室向县委书记陶宽同志汇报情况和研究问题。大会进入小组讨论互助合作的实际问题以后，每天上午和下午，杨国华就在这会议室召集全县的农业社主任开小会，讨论农业社的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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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的事情，对于这次参加两个大会的几千人，目前还处在神秘阶段。杨国华知道：小组讨论分了十几摊子，人们最注意这个会议室。他听各区的汇报说，参加三级干部会的区乡干部已经感觉到一场震天动地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了，心情有点像进行过战斗动员。参加互助合作代表会的互助组长们则更是跃跃欲试，恨不得散会回去就办农业社。杨国华在这个小会一开始，就把汇报会上听到的这个情况，告诉了农业社主任们和驻社干部们。
“我们现在是这两支队伍的尖兵。”他笑着对大家说，“我们要用火里不怕烧、水里不怕沉的精神，走出这条路！”
所有的社主任和驻社干部都表现出严肃、认真、动脑筋思考的态度。杨国华对这个尖兵班子是满意的。在他的右手旁边，在会议桌的北边最先一个位子上，坐着社主任里头的老大哥、五一社主任王宗济。到底试办过一年农业社了，现在已经是大王村联社的主任，你看他操劳过度的消瘦脸色显得特别沉着、老练。在会议桌的南边最末一个位子上，坐着社主任里头的小兄弟、灯塔社主任梁生宝。小伙子虽然还不到三十岁，却和他们四十岁上下的社主任们一样能干。你看他那双眼睛闪闪发出诚实和智慧的光芒。尽管这时正在隔壁办公室看文件的陶宽同志始终对试办灯塔社有怀疑，对梁生宝这个人也有保留；但杨国华相信他有培养前途，从心眼里喜欢这个终南山下的青年人。听说梁生宝到城里的这几天，碰巧遇见了也是南山根儿来的一个女青年，解决了婚姻问题，杨国华更加高兴地多看了梁生宝几眼。
会议的头一天上午，杨国华讲了建社工作的总结报告。全县共有三百六十二户、二千一百三十五人入了农业社。入社的土地有二千八百五十三亩半，牲口有一百六十九头，大部分是老弱牛驴，大车只有十四辆，其中三辆是胶轮的，十一辆还是古老的铁轮车呢。杨国华翻着写好的稿子，找出这几个用红铅笔划出的数目字，向大家说明这批农业社的特点：穷、户多、人多、劳力也多；但是土地少、牲口少、车辆更少。他分析了这三多三少的原因，说这回入社的农户绝大多数是土地改革以后才翻身的雇农和贫农，少数是生活和生产有困难的中农。他说土地多、牲口强、有车辆的富裕中农只有十几户，出于各种动机和不得已的原因入了社，指出灯塔社的梁生禄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杨国华向大家说明这些情况，但他一点也不为这个忧虑；反而因为从总的情况归纳中发现了真理。他兴致勃勃，断然地把“贫穷”说成是党的基本群众给农业社带来的最宝贵的“精神投资”。他相信社员们在几年里头就会用劳动创造出比少数富裕中农更多的物质财富。于是他用一个上午大部分时间细谈农业社的政治思想工作、财务管理、劳动组织、冬季生产中表现出来些什么优越性和目前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从头一天下午起，各农业社主任就开始介绍经营管理的经验了。窦堡区五一联社主任王宗济介绍他村四个小社怎样组织男、女、老、弱劳力，怎样安排农业、副业、修渠、植树，克服窝工浪费和盲乱现象。王渡区的前进社主任叶正兴介绍他社怎样按照做活的数量和质量评工，克服了平均主义；怎样发给社员们工票，三天或五天记一次分，减少了会计的麻烦。九寨区的光明社主任何守业介绍他社怎样发挥妇女的劳动积极性，把一百多亩冬小麦地锄草的任务交给了她们，顶替出男劳动力打井、整地、修渠……社主任们一个接着一个踊跃地发言，既讲合作社的优越性，又讲社员们的劳动热情。一个个社主任都非常带劲地谈叙各自社里最突出的事例，真好比八仙过海，各显身手。这种热烈的气象反过来又给杨国华很大的鼓舞。
可是直至第三天上午，梁生宝还没发言。杨国华开始不断地注视这个包着头巾的年轻庄稼人，总见他坐在那边用心听着其他社主任们讲话，有时候显出他在费力思考某些话的神情。他一直没有在别人讲话的时候，表现出一点准备下一个发言的样子。坐在他对面北墙根儿椅子上的韩培生，似乎也开始为这一点不安了；而梁生宝自己却一点也不着忙，好像他根本不想介绍什么经验。怪人！难道他没有足够的勇气讲话吗？难道他在这些长辈面前有那种和革命者不相容的自卑心理吗？去年互助合作代表会上登台向王宗济应战的那股闯劲儿哪里去了呢？梁生宝不会给一个农业社的沉重担子压住吧？……
在面前的会议桌上摆着摊开的笔记本，手里拿着钢笔，杨国华在不记的时候，望望梁生宝如痴似呆的神情，不由得这样思量。终于，他点了梁生宝的名，叫他谈谈灯塔社怎样把蛤蟆滩的二亩旱地平为稻地，用掘起的土又填平三亩烂浆稻地，这样增加了五亩双季种植的水地这件事情。梁生宝正在想什么心思，骤然听见点他的名，无意识地连忙站了起来。因为这会上所有发言的人都是坐着说话，这个青年人仓促地站起来，引起了四边靠墙坐的几个县干部嗤笑；他们在灯塔社是不是具备了办社条件这个问题上，站在陶宽同志一边。
杨国华对他们这种没修养的表现，心里很不高兴。因为关于灯塔社和梁生宝的分歧首先是在县委的书记和副书记之间，杨国华不和他们计较。他知道梁生宝这是第一次参加县上的领导同志主持的会，难免拘束和紧张，所以他很亲切、很随便地说：
“生宝同志，你坐下来谈，不要紧张。”
梁生宝腼腆地笑了笑，坐了下来。显然他这才发觉自己不该站起，但他也并不脸红。杨国华看见他甚至于没注意到几个县干部嗤笑他，仍然是憨厚地、虚心地对所有在座的社主任们说：
“我们灯塔社是在小互助组的底子上办起来的。我这主任又年轻。我这回到县上来开会，一进城就打了个主意，要虚心学习老大哥们的好办法。这几天，我听了这么多好经验，比吃啥好东西都有滋味。怪！开了几天会，我觉得我好像比开会以前，人也精明了一些似的。……”
他说着，在前辈面前充分流露出一个年轻庄稼人的天真、纯洁和直率，丝毫也不装腔作势。杨国华看看社主任们的反映，从王宗济、叶正兴、何守业……直看到和梁生宝挨肩坐的三官庙区红旗社主任杨天福，他们都表现出很喜欢这个小兄弟的样子微笑着。只有刚才嗤笑梁生宝的那几个县干部，依然还是瞧不起的态度。韩培生在那里斜眼瞟着他们。
为了表明灯塔社并不比其他社差多少，杨国华决意要梁生宝讲一讲话。他笑着激励他说：
“生宝同志，你们办起了社，是不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啊？”
生宝咧开略微厚点的下嘴唇笑了。杨国华从生宝眼睛的神情上看出：小伙子明白了这是非叫他发言不可的意思了。
“好吧！”梁生宝精神振作起来准备发言了，说，“杨书记，我不想说平整稻地的事情了。为啥呢？因为去年冬季，差不多各社都平整了土地，或者修了水利。五一社和光明社最多，比起来，我们做得太少了。我想说一说我们怎样修建饲养室……”
“主要是艰苦创业的精神和以社为家的精神。”韩培生在北墙窗下的椅子上坐着，插言向副书记解释。这表明：这个题目是他和生宝商量过的。
“好嘛！”杨国华同意，大声说，“讲什么随你们便！”
于是，梁生宝借喝两口水的工夫，稍稍考虑了一下，然后从容地和社主任们当面谈心似的说：
“杨书记前日说咱们这回办起的农业社都穷。我思量来：我们灯塔社比你们大伙还穷。蛤蟆滩根本没个村庄，没个街巷嘛。这里三家，那里两户，下河沿足有二三里长，全是草棚屋。光景好些的，也不过一座草棚院，有三个、两个草棚屋。俺社倒有两户富裕中农，也没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我们要办社，可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做饲养室。大伙都知道：农业社的牲口要是不合槽喂养，经营管理该多别扭呀？……”
“是呀！”杨国华很注意地听了生宝这几句开场白，满意地说。为了鼓起梁生宝讲话的勇气和信心，表现自己对他的支持，他又对大伙说：“他谈得这倒是个有意义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物质条件困难面前怎么办？是给困难吓退呢？还是克服困难前进呢？我去过他们那里，的确，蛤蟆滩的面貌，要是靠小家小户办互助组的话，十年也不一定能盖得像你们一样，有村庄、街巷。你们那里要是没有做饲养室的大房子，贫农社员还有人自动让出土改时分的地主的房子。他们蛤蟆滩连一户地主也没有，过去受周围几个村的地主剥削。好！你继续讲！”杨国华坚决支持地对梁生宝说，丝毫也不在乎那几个认为灯塔社不够办社条件的县干部不是味儿的笑容。
梁生宝好像从这几句插话得到启发了。杨国华看见他脸上的表情立刻兴奋起来，活跃起来。他接着说：
“对！杨书记说得对！我们灯塔社穷，可并不是蛤蟆滩净住些好吃懒做的家伙，也不是净住些傻瓜笨蛋。我们硬是叫地主们剥削得太可怜了。我们一时三刻缓不过气来嘛！所以喊一声办社，大伙都争着抢着入。社里有啥困难，大伙都齐心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