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梁生宝就从他们社副主任高增福怎样拆掉自己的草棚屋来添补修建饲养室不足的物料，饲养室怎样在男女社员热情劳动下三五天就完工了，一直讲到高增福和冯有万入党的那天晚上通夜在工地劳动的情景。生宝谈到他最亲近的两个伙伴的时候，语调和神态上似乎禁不住动了感情，显着他自己首先心里很激动。杨国华注意盯着，见他甚至于一点也不拘束了。简直不像在县委会议室全县的社主任们中间，倒像在蛤蟆滩铁锁王三院里的草棚屋办公室里。
杨国华很满意。梁生宝的发言表明他完全理解了杨国华报告的思想和观点。生宝说得更具体、更生动、更有说服力。他看见所有的社主任们都很感动。他转眼又看看刚才嗤笑梁生宝的那几个县干部，他们也在严肃地思索着什么了。杨国华想：你们也许从这段话里懂了一点群众的力量有时候会是物质力量的道理吧？可惜陶宽同志宁愿埋头在隔壁办公室里看文件，不愿过来在这个会上听听这些人的声音。
“现时灯塔社比我们穷，过几年，怕灯塔社比我们哪个社都要富哩。”王宗济深有感触地对大家说。
叶正兴说：“一定！”
何守业说：“就是这话！”
杨天福说：“用不了五年！”
杨国华自己当然也是这种看法。他笑着看了看梁生宝，他正在紧着他头上的包头巾。．大约是被大家称赞得脸不知怎样表情，手也没处放吧，他拿这个不必要的动作掩饰自己的局促。杨国华亲切地看看生宝对大家说：
“那就要灯塔社干部们兢兢业业。可不敢犯大错误。常常因为自己某一方面好，就忽视别的方面差，以为自己什么都能行，什么都没问题，犯个大错误撂倒，就得些时间往起来爬哩。这可不是吓唬你呀！”杨国华最后一句话转向梁生宝说。
“明白，”梁生宝很理解地说，“杨书记！哪里还敢粗心大意呀！”
这样，他在发言结束以后却又接着谈起他社的草棚屋饲养室小、牲口多了气味不好，有些太老太弱的牲口已经比合槽时瘦了的问题。他谈到下堡五村的社外群众怎样议论这件事情，社员们对这件事情怎样感到不安。他又谈到他们怎样准备一方面勤起圈粪，使饲养室气味小些；另一方面打算在二月初八黄堡镇骡马大会上卖掉一些老弱牲口，买几头强壮牲口，既减少了头数，又好使用。……
“现时贫雇农入社时带进来的这些老牛瘦驴，喂草时净是嘴，垫圈时净是腿，使用时没一点劲儿。”梁生宝最后形象地说。
杨国华听得津津有味，沉入了思索，甚至忘记了主持会议。
人同此心。所有其他的社主任们乱嘴纷纷地说：他们也有这个问题，也要这样办理。虽然他们的饲养室大些，情况比灯塔社好些，牲口还没明显地瘦哩；但贫雇农社员入社的牲口，却和灯塔社一样，都是些老牛瘦驴。
王宗济说：“我们大王村四个社，这回全村的贫雇农都入社了。有些贫雇农入社时连牲口也没，又交不起耕畜投资……”
杨国华连连地点着头，把这个实际问题记在他的笔记本本上。
何守业说：“大王村互助组办得最好，还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甭说了。没牲口、又没钱交耕畜投资的人家，比一般农户入社更心急。咱们怎么能把人家挡住呢？全是基本群众……”
杨国华继续埋头往本本上记着，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叶正兴看看对面坐的农村工作部长和农业局长，试探地说：
“能不能给刚办的农业社分一点牲畜贷款，扶持一下？要不，刚办起的农业社猛乍拿不出那么多钱，替最困难的社员抵垫。”
杨天福说：“这比一家一户好扶持。不要多，帮助一把就行了。我们也不能全靠贷款……”
“你们那里贫雇农社员最多，你怎么反而不说话呀！”
梁生宝朝韩培生笑笑，然后坦白地说：“我从蛤蟆滩起身的时候，就有了这意思；可是进城以后，又打消了这念头。”
“为什么呢？”杨国华笑问，“是不是耍滑头，要钱的事让别人出头呢？”
“不是的，”生宝老老实实说，“是我们社的互助组底子差，刚办社头一回进城就要钱，更不合乎……”
“不合乎什么呀？”杨国华爱追根究底地问。
梁生宝看了看韩培生，鼓足了勇气说：“不合乎办社条件喀……”
杨国华仰头哈哈笑了：这个年轻人心眼蛮多哩。看来，他已经从韩培生嘴里知道县上对试办灯塔社有怀疑吧？杨国华对社主任们提出的要求，不能当下作出答复。他只说大家把实际问题谈出来，很好；至于到底怎么办，要等县上研究以后再决定。他这样说的时候，脑子里就有个很大的问号：陶宽同志对这个问题会持什么态度呢？
这一天休会以后，杨国华叫农村工作部长和农业局长留下来，简单地征求了一下他们对农业社要求耕畜贷款的意见。他到家匆匆忙忙吃过晚饭，急速返回办公室，带上他的笔记本，就去找陶书记汇报。他不能在晚上的汇报会上谈这个问题，因为要是陶宽同志对这个问题持着和他相反的态度（他估量很有可能是这样的），那么，在那个场合，当着各区和县级部门领导同志的面，县委的两个书记争论起来，多不好呢？不争论吧，这是对革命不忠诚、对人民不负责任。不管对不对，只看领导的意图办事，而实际违反党性——这和杨国华的精神根本不相容。因此他决定单独汇报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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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陶！”杨国华胳膊挟着笔记本，在会议室隔壁陶书记办公室窗外喊叫，精神上准备着一场看来不可避免的辩论。
咦！屋里答应的不是熟悉的陶宽同志文静缓慢的声调，而是他的爱人王亚梅活泼爽朗的女声。
“老杨吗？请进来吧！”
杨国华揭起棉布门帘，王亚梅已经从屋里开了门，满面令人愉快的笑容。“老陶吃过晚饭，出去散步，一会儿就回来。”
“嘿！我赶了个紧，还是没赶上这老兄。”杨国华笑着说，看见办公桌上左右两边照例厚厚地堆着两摞文件；按习惯，左边是待阅的，那右边的上面一定批了“陶阅”。杨国华登时感到他的这个上级坐办公室，也不简单；要是换了自己在这个座位上，光批阅文件就拿不下来。
王亚梅问：“有急事和老陶商量吗？我叫公务员叫他去。”
“不，”杨国华忙阻止说，“老陶有胃病哩，整坐一天，饭后遛个弯儿，让他去吧。我知道他走不远。”
既然已经进屋来了，即使不必要从礼貌上考虑，仅仅表示两个领导人之间同志关系是很正常的，杨国华也只好坐下等陶书记回来。他走到北墙窗下，在一个沙发里坐下来。他把笔记本放在沙发中间的矮茶几上，然后转身从他坐的沙发右边的报纸架上，取下一份用中间锯开的细木棍夹着的外地报纸。随意地翻一翻，浏览着大标题。
王亚梅给他取来了烟，又泡了茶。都放在他跟前的矮茶几上以后，这位热情的女同志踱到通卧室的侧门旁边，在靠墙摆得高茶几跟前的木椅上坐下来陪副书记。
“老杨，梁生宝有了对象，你知道吗？”王亚梅欣喜地问。
“听说有了，”杨国华高兴的目光离开了报纸，望着笑眯眯的王亚梅，“听说也是个互助合作积极分子，这次代表会来了。你见过这个姑娘吗？”
“不是姑娘。老杨！”王亚梅忍不住笑副书记不知底细。
“怎么？”杨国华迷惑地问，“那天汇报会上碰见王佐民，他告诉我这个事儿。我问他对象是哪里的，他说是峪口区竹园村的姑娘……”
“嘿嘿，他没给你说全面，是峪口区竹园村的姑娘，可曾经是窦堡区范村的媳妇来，离婚以后回了娘家的。”王亚梅说，把她所知道的女方同什么人，为什么和怎样离婚的情形，当做等人的时候的闲话，简短地说了一下。
杨国华听得蛮有兴趣，笑说：“女同志对这号事注意得细心……”
“才不是呢！老杨！”王亚梅非常直爽地反驳，“要是我一点也不知道梁生宝，人家说他的对象，我连一句也没兴趣听哩。你笑什么？实在是关心。我头一回到蛤蟆滩，生宝的童养媳妇还活着。我这回到蛤蟆滩，可怜的病包媳妇已经不在世了，听说生宝和官渠岸的徐改霞两个有过意思，后来没成功，姑娘进工厂去了。建社工作组的同志对生宝的婚姻问题都很担心：快三十岁的人了，很难找到个合适的对象。现在他母亲在着还好，将来难免影响他在社里工作。所以听说他有对象了，我就打听了个仔细。今天下午，我还故意去参加峪口区竹园乡的小组讨论，看了看她本人呢……”王亚梅说着，高兴得笑眯了眼睛。
“怎么样呢？”杨国华问，心里很赞赏王亚梅的热情；她关心生宝完全是从革命工作出发，并非对这号事特别有兴趣。
“挺好！”王亚梅谈起生宝的对象给她的印象，“身体特别棒，一看就是好劳动妇女的样子。人又开通又大方，一点也没婆婆妈妈气。老杨，我还听了她发言哩，挺会用脑子。讲话很清楚、很流利，简直不像是南山根儿农村来的……”
“啊啊！这么说，真是难得。”杨国华更加高兴，吸着一支烟说，“那么就叫梁生宝抓紧嘛！”
“已经面谈过两回了，还保密哩，后来公开了。”王亚梅正说着，陶书记在门外咳嗽了一声。她从高茶几旁的木椅上站起来，对进了门的丈夫说：“老杨等你商量事情哩……”
“噢，什么事情？”陶书记刚从外面进了晚上生着炉火的房子，一只手摘下黑呢制帽，笑问从沙发里站起来的副书记。
杨国华手里拿着报纸说：“给你汇报个情况……”
“不能在汇报会上讲吗？”陶书记问，把呢制帽挂在衣架上。
“需要研究一下，作个决定。”
“那好嘛。我们抓紧谈。”陶书记穿一身蓝咔叽布棉衣的高大身子，在矮茶几另一边的沙发里坐下来了。
王亚梅进侧门到卧室里取了点什么东西，出来打了个招呼，就回她自己工作的青年团县委去了。杨国华把报纸放回报架上以后，就坐下来开始翻他的笔记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