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时间的关系，农业社主任会议的一般情况，杨国华就不在这里谈了。他只把社主任们谈到耕畜问题的内容归纳起来，比较系统地说明：由于初次办社，社员们绝大多数是贫雇农，而一般贫雇农，就是土改后养得起牲口的，多半也是老、弱、残、次。这种情况使这回试办的农业社都喊叫畜力很弱、很不足。他又引用了社主任们所谈的具体事例说明：有些老弱牲口在小农户手里倒也罢了，牵到农业社的大槽上以后，经营管理既棘手，使役又不顶用……
“所以社主任们都想把最弱的一部分牲口卖掉，另买一些强壮的牲口。这样做对农业社是有利的。”杨国华十分自信地汇报着，闪闪的目光不时地看着陶书记戴着近视眼镜的脸。
“很好嘛！这有什么问题呢？”陶书记很赞成地笑着，划根火柴点着了纸烟，然后又笑着，显得很容易谈拢。
杨国华高兴地说：“有问题，老陶。要卖的这部分牲口价值很低。还有些贫雇农入社时既没牲口带，又交不起耕畜投资……”
“噢，矛盾在这里！”陶书记仰了仰头，“资金不够？……”
“就是的！”杨国华赶紧说，立刻提出他要和老陶商量的事情，“社主任们要求给他们也放一点耕畜贷款，帮助新建立的农业社克服这方面的困难。我征求了农村工作部和农业局的意见，他们都同意。要是你也同意，明天开会的时候，我就答应他们。”他说着，注意观察着老陶面部表情的变化。笑容果然不见了。
陶书记原来还很用心听着，现在那因胃病而显得不大健康的面容，出现了怀疑的神情。杨国华说完以后，看着老陶吸了两口纸烟，又用左手扶着他有胡楂的下巴颏了。
一看见他熟悉的这个考虑问题的姿态，杨国华就知道不出他预料——这里是不容易通过的。
等待了一阵以后，陶书记似乎考虑好了，转过脸说：
“老杨，这个问题是怎么谈起来的呢？你说的这些，主要是灯塔社的情况吧？”他不等回答，接着又很认真地说，“灯塔社的情况可是很特殊的。全县没有几个村子像蛤蟆滩那样贫雇农集中……”
杨国华失望地看着陶书记令人沮丧的态度。他奇怪：老陶认为蛤蟆滩没有办社条件，怎么这样敏感？刚一提到要求贷款，他立刻就想到灯塔社了。杨国华暗自在心里头惋惜：一个县的总领导人，这样严重的革命斗争，既不亲自下去走走，甚至于自己院子里开会，也不来听听，只靠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听汇报“掌握全面”。他脑子里有个什么成见，别人说什么，也听不进去啊！
“这个要求不是灯塔社提出来的！”杨国华相信自己正确，丝毫也不急不躁地说，“恰恰相反，是五一社先提出的。当然，其他各社都有这个要求。”他翻着笔记本子，把王宗济、何守业、叶正兴和杨天福等人说了些什么话，原原本本都念给陶书记听，只不提最后他和梁生宝的那几句对话。
陶书记不自然地笑笑，然后很严肃地，但是很诚恳地说：
“老杨，不能给农业社放耕畜贷款呀！这种贷款放给什么人呢？文件里说得清清楚楚：首先是土改以后需要牲口而买不起的翻身户；其次是死了牲口当下买不起的一般农户。文件里根本没有提到农业社嘛。这是第一……”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有一些贫苦农户，单干的时候养不起牲口；入了互助组，不需要户户都养牲口；现在到了农业社里，养不起牲口和牲口太弱的农户集中到一块了。政府不帮助他们，谁帮助他们呢？这是个新情况，老陶。发出耕畜贷款指示的那阵儿，全国还没试办农业社哩。”
陶书记忍住笑听着，充分表现出领导者的风度，很有涵养地说：
“你不要急嘛。听我说完，你再想想看。第二，有关互助合作的文件不是明明白白说吗？农业社要不依靠国家贷款，要依靠它自己的力量。老杨，这就是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嘛。要是我们把扶助个别困难户的耕畜贷款拿来给了农业社，这就违反了上级指示的精神。所以我说：办社一定要有很好的互助组基础，就是说，互助组增产了，自然就有可能给农业社投资了……”
杨国华不服气，他争辩说：“可是我们也要看到：互助组增产是很有限度的。互助组解决不了所有贫雇农入社的投资问题。大王村是我们全县的互助组重点吧？为什么还有许多贫雇农给社里交不起投资呢？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考虑吗？”他雄辩地说着，看见老陶近视眼镜后面似乎微微地皱了皱眉头。他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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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考虑。”陶书记很委婉地说，“不过，是不是也从我们的工作上考虑考虑……”
“工作上怎样呢？”杨国华是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敏感地问。
“说起来是老生常谈……”
“什么？你敞开说吧！我不红脸。”
杨国华直率地笑着。老陶转眼看了看他的面容，又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坦白地说：
“你在实际工作里很注意依靠贫农，这是对的。可是你注意团结中农，是不是够呢？譬如说，有些贫农，我看可以说服他们暂时留在互助组里，等到他们给农业社交得起投资的时候再入社，不行吗？有些中农暂时还观望、等待，我看做些工作是能够争取他们入社的。他们的牲口和农具可以加强农业社的物质力量嘛！你说，这样贫农和中农团结起来发展农业社，不是更符合天下农民一家人的精神吗？”
杨国华听了这些话，没奈何地苦笑了一下。这明明不是要中农帮助贫农吗？他想起去年春天在黄堡区委王佐民的房子里他和梁生宝的谈话。这个县的领导人住在城里苦心钻研党的方针和政策，钻来钻去，竟完全失掉了对现实的敏感性，变得这么迟钝、生硬，还不如一个在实际斗争中的农村党员主动、灵活哩！
“只因为没牲口农具，迫切要求入社的贫农，要他们甭入社；不愿入社的中农，反而拉他们入社。工作不能照这样做吧？天下农民一家人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口号，现在我们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啊。”杨国华很为难地说，语气坚决，但态度很和气。
正说着，县委秘书在门外请两个书记去听汇报。原来在他们争论的时候，参加汇报会的同志们陆续到了隔壁的会议室。现在，两人不约而同地看手表：开会的时间已经过五分钟。
陶书记从沙发里站起来，说：“这个，咱两个辩论不清楚。让事实做结论好不好？贷款，一定要按党的政策办事。实际问题，你们再研究一下，看怎么解决。”
“好吧……”杨国华也站起来，不好再说什么了。
陶书记从他堆满文件的办公桌上取了笔记本。两个书记一起到隔壁的会议室去听汇报的时候，杨国华发愁地看看走在前头的老陶的背影，想起了刚才王亚梅那么热情，而老陶却被文件摞起的一堵墙把他和群众隔开了。
……
次日上午的农业社主任会议上，杨国华按照陶书记的意思，向大家说明了为什么不能给农业社放耕畜贷款。社主任们和驻社干部们听了，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了。大家又研究了一阵，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这笔贷款虽然用在农业社买牲口上，但可以算在那些交不起投资的贫雇农社员私人名下，将来从贷款户的收入分配中逐年扣下来，按条例分期归还国家。这办法好！杨国华听了非常欣赏。这样的贷款方式既扶植了贫困户，又支持了农业社，和国家的贷款政策也不矛盾嘛！谁还有啥话说哩！杨国华受到集体智慧的启发，重新快活起来；不过他还不贸然答应这样做，还是说等县上研究以后再定。
就在这天晌午休会以后，杨国华回到他的办公室里，想着：他是不是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抓紧去同陶书记商量呢？快把这件事定下来，好研究农业社经营管理的其他问题。他正想着，突然陶书记急匆匆地来到他的办公室里，惊慌不安地告诉他：
“糟了！糟了！黄堡区上来电话说灯塔社出了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