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旅客一路上缓缓而行，这是在一七九二年的秋天，他从伦敦向巴黎而行。即使在那位已经被推翻、倒霉透顶的法国国王还安坐在他那至尊至贵的宝座上的时候，这位旅客也会遇上一条又一条坏路、一辆又一辆破车、一匹又一匹驽马，使他旅途蹭蹬；何况如今形势大变，又添加了重重阻碍。每座城镇的大门和每个村庄的税卡(1)都有它自己的一帮爱国公民，手持国民自卫军的火枪，随时准备开枪。他们截住过往行人，盘查诘问，检查他们的证件，在他们自己的名单上查找旅客的姓名，或者让他们返回去，或者放他们走过来，或者把他们就地扣押。他们那变幻莫测的判断或想象，全凭是否最有利于这个不实现自由、平等、博爱毋宁死的统一不可分割的新生共和国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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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达奈刚在法国走了几里格的路程，就渐渐发觉，除非他在巴黎被宣布为好公民，他就毫无希望沿着这些乡间大道返回。此刻无论他会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必须一往直前走到终点。每当他经过一个小村落，每当一座普通的栅栏门在他走过去以后放下来横在路中间，他就意识到拦在他与英国之间的那一串铁门中又多了一道。无所不在的严密警戒把他包围了起来，因此，即使他落进了罗网，或是给关在囚笼里押解到目的地，他也不会觉得比现在失去更多的自由了。
这种到处存在的警戒不仅使他走一站就要在大路上停二十次，而且还会在一天之内就把他的旅程耽搁上二十次，一会儿有人从他后面骑马追过来，把他带回去，一会儿有人从他前面骑马迎上来，不到站就让他停下，一会儿又有人和他骑马并辔而行，负责看管他。他单人匹马在法国走了几天，才到了大路旁边一座小市镇，这里距巴黎仍然有很长的路程，他精疲力竭，倒头便睡。
只因为出示了在修道院监狱身受囹圄之苦的加贝尔给他的信，他才走了这么远。在这个小地方的哨所，他遇到的困难那么大，使他感到他这趟行程已经到了危急关头。因此，他在那个要把他扣押到次日清晨的小客店里深更半夜给人叫醒的时候，他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叫醒他的是当地一个畏畏缩缩的地方官和三个头戴粗布红帽、口衔烟斗的武装爱国者，他们在床上坐下。
“逃亡贵族，”那地方长官说，“我要送你去巴黎，还有人护送。”
“公民，我再没有比上巴黎更加切望的事了，不过我没人护送也行。”
“别作声！”一个红帽子粗声吼叫，用他的枪托敲着被子，“安静点儿，贵族！”
“这位好爱国者说的是，”那个胆小怕事的地方官发话说，“你是个贵族，一定得有人护送——还一定得出钱。”
“我别无选择，”夏尔·达奈说。
“别无选择！听听他说的！”还是那个横眉竖目的红帽子喊着。“好像护着你不给吊在街灯上还不是对你的恩典！”
“这位爱国者永远说的是，”这位地方官发话道。“起来，穿好衣服，逃亡贵族。”
达奈遵从了，然后给带回哨所，那儿有另外一些戴粗布红帽子的人正围在一堆火旁抽烟，喝酒，睡觉。在这里，他付了一大笔护送费，随后就在这种护送之下于凌震三点钟出发，走上湿漉漉的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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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送他的是两个骑马的爱国者，戴着红帽子，上面有三色(2)帽徽，佩着国民自卫军的火枪和马刀，他们骑着马，一边一个守在他两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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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被护送的人自己管着自己的马，可是有一根松松的绳子，一头拴在他的缰绳上，另一头由一个爱国者牢牢缠在手腕上。他们就这个样子出发了，冒着迎面扑来的急雨，踢踢跶跶迈着龙骑兵那种沉重的步伐，走在小镇内凹凸不平的铺石路面上和镇外布满泥坑的大路上。他们就这个样子，除了更换马匹和交换步伐之外，毫无变化地一路走完了绵延在他们和首都之间的布满厚泥的旅程。
他们在夜间走路，天亮以后一两个小时就停下，一直休息到薄暮时分。这两个护送的人衣着褴褛不堪，只好用麦秸裹在赤裸裸的腿上，盖在肩头的破衣烂衫上来防潮避雨。夏尔·达奈受到这种看管当然感到不适，同时又有一个爱国者总是酗酒无度，他背着那支火枪又漫不经心，所以达奈还得不断提防由此造成的现实危险，但是除此之外，他竭力不让横加在他身上的这种拘束在他心中引起任何严重的恐惧，因为他自己这样宽慰自己：这和一桩尚未提出的个人案件的是非曲直毫无干连，和可以由修道院监狱那个囚徒来证实的是非曲直的种种申辩也毫无干连，而这些声辩也都还没有提出。
不过，他们在暮色苍茫中到达小城博韦的时候，看到街上到处是人，他再也不能瞒哄自己了，不能不正视情况确实非常危急。一群人气势汹汹地围拢过来，看着他在驿馆场院那儿下马，人群七嘴八舌地高声喊叫：“打倒逃亡贵族！”
他正要翻身下马，于是又止住了，仍然骑在马上，觉得这是一个最安全的所在，他说：
“逃亡贵族，我的朋友们！你们难道没有看见，我是出于自愿到了这儿，到了法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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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馆馆长赶忙插身到此人和骑马人的缰绳之间（此人正猛然扑向缰绳），劝解着说，“饶了他吧，饶了他！他要到巴黎去受审判的。”
“受审判！”钉马掌的铁匠挥着锤子学说了一遍。“哼！还要当叛徒处决。”人群吼叫着对这点表示支持。
达奈止住正在让他的马掉转头来面对院子的驿馆馆长（那醉醺醺的爱国者大模大样地坐在马上看着，手腕上还挽着那根绳子），等到别人刚刚能听见他的声音，就说：
“朋友们，你们自己弄错了，要么就是别人让你们弄错了。我不是叛徒。”
“他撒谎！”那铁匠喊道。“从法令通过时起，他就是叛徒。他那条命已经罚给人民了。他那条该死的命不是他自己的！”
在这个时刻，达奈看到群众眼睛里冒出一阵怒火，一眨眼工夫，这怒火就会喷到他身上来，驿馆馆长立刻掉转他的马头，把马牵进院子里，两个护送的人紧靠在马的两侧，也骑马进来，于是驿馆馆长关上了那两扇摇摇晃晃的大门，上了门闩。铁匠用他的锤子在门上砸了一下，众人呜噢乱叫；可是没有再干什么。
“那个铁匠说的法令是怎么回事？”达奈向驿馆馆长和卫兵道了谢，在院子里站在驿馆馆长旁边的时候，这样问他。
“真有，是一条拍卖逃亡贵族财产的法令。”
“什么时候通过的？”
“十四号。”
“正是我离开英国那天！”
“人人都说有几条法令，这只是其中的一条，还有一些，要是现在还没通过，以后也要通过的，要放逐所有逃亡贵族，处死所有那些回来的逃亡贵族。他说你的命不是你自己的，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还没有这样的法令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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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知道！”驿馆馆长耸了耸肩膀说，“也许有，也许就要有了，反正都一样。你想要点什么？”
他们在草料棚里的草堆上休息到半夜，在整个市镇都沉在梦乡中的时候又骑马上路了。一路上看得出来，两旁熟悉的景物都发生了狂乱的变化，使这场古怪的骑马旅行变得荒诞不经，有如梦幻。变化之一就是人们似乎很少睡觉。他们在沉闷的大道上策马前进，走了很久都是孤单寂寞的，随后会看到几所简陋的农舍，不是淹没在黑暗之中，而是灯火闪耀，还会看到一些人在深夜里像一群魑魅魍魉，手拉着手围着一株干枯的“自由”之树转圈，或是聚在一起唱一首“自由”之歌。不过在博韦的那一夜，幸好大家都睡了，这才使他们脱离困境，他们又一次陷入寂寞孤独之中：马铃叮当，他们穿过提前来临的又冷又湿的空气，走过在这一年颗粒无收的贫瘠的田地；星星点点出现了一些焚毁了的房屋焦黑的遗迹，道路上到处值勤的爱国巡逻队有时会突然从暗处钻出来，一把抓住马缰绳，拦住他们的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