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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nburgh Revie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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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莫尔侯爵接待皮拉尔神父时，没有丝毫大贵人的繁缛的客套；那种繁缛的客套看上去是如此彬彬有礼，但是对于了解它的人说来，却是那么傲慢无礼。那会是浪费时间，再说侯爵卷入许多重大的事情中，而且卷得相当深，他没有时间好浪费。
半年来，他一直在策划，想让国王和国民同时都接受某一个内阁，这个内阁为了感恩，会让他当上公爵。
侯爵，多少年来，一直徒然地向他在贝藏松的律师要一份关于他在弗朗什-孔泰的诉讼的、清楚准确的报告。这位著名的律师如果自己都不了解，又怎么能解释给他听呢？
神父交给他小小的一方块纸，把一切都解释得清清楚楚。
“我亲爱的神父，”侯爵在五分钟不到的时间里，把客套话和有关个人事情的询问话都匆匆说完以后，对他说；“我亲爱的神父，在我的所谓的幸运中，我缺少时间去真正关心两件小虽小，然而非常重要的事：我的家庭和我的事务。我从大处注意我家的境遇，我可以让它得到很高的发展；我注意我的享乐，这至少在我眼睛里是应该摆在一切前面的，”他在皮拉尔神父的眼睛里看到了惊讶，补充说。神父虽然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看到一个老人这样坦率地谈到他的享乐，还是感到惊奇。
“辛勤工作的人在巴黎毫无疑问是有的，”大贵人继续说，“但是他们高高地住在六层楼上。只要我一接近一个人，他就会在三层楼上租下一套屋子，他的妻子也选了固定日子在家招待客人；结果是不再工作，不再努力，除非是努力去做一个或者显得像一个上流社会人士。这就是他们有了面包以后唯一关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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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地说，为了处理我的那些诉讼，更确切地说，为了分开来处理每一桩诉讼，我都有一些把身体累垮的律师；前天我还有一个死在肺病上。但是，对我的全部事务来说，先生，您会不会相信呢？三年前我已经不指望能找到一个人，他在替我写东西时，肯稍微认真地动动脑筋，想一想他正在办的事。不过说了这么多，还只是个开场白。
“我尊敬您，甚至我还敢于补充说，我虽然第一次见到您，我还是喜欢您。您愿意做我的秘书吗？薪金八千法郎，或者再加一倍。即使这样，我可以向您发誓，还是我占便宜；为了将来我们彼此不再适合的那一天，我负责替您保留您那个好堂区。”
神父谢绝了，但是到了谈话结束时，他看到侯爵陷在真正的困惑中，忽然想到一个主意。
“我在我的神学院里留下一个可怜的年轻人，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将受到粗暴的迫害。如果他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修道士，也许已经 in pac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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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这个年轻人只懂拉丁文和《圣经》；但是有朝一日他的巨大的才华施展出来，或者用于讲道，或者用于指导灵魂，这也不是不可能的。我不知道他将来干什么；但是他有热情，他会有远大的前程的。我本来打算把他给我们的主教，如果我们曾经有过一位跟您的对人对事的看法稍微有一点相同的主教。”
“您这个年轻人什么出身？”侯爵说。
“据说他是我们山区里一个木匠的儿子，但是我宁可相信他是哪一个有钱人的私生子。我曾经看见他收到一封匿名信，或者说化名写的信，附有一张五百法郎的汇票。”
“啊！这是于连·索雷尔，”侯爵说。
“您怎么知道他的名字的？”神父惊讶地说；他对自己问出这句话来感到了脸红，侯爵回答说：
“这个我不会告诉您。”
“好吧！”神父说，“您可以试试，让他当您的秘书；他有精力，又有头脑；总之一句话，是值得一试的。”
“为什么不呢？”侯爵说；“不过，这是不是一个会让警察局长或者别的什么人收买，在我家当坐探的那种人？这是我唯一反对的理由。”
在皮拉尔神父做出有力的保证以后，侯爵取出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
“把这个送给于连·索雷尔做旅费；让他上我这儿来。”
“一看就知道，”皮拉尔神父说，“您住在巴黎。您不知道压在我们这些可怜的外省人头上，特别是压在不是耶稣会士的朋友的教士们头上的专横暴虐。他们不会心甘情愿地让于连离开，他们能够找到最巧妙的借口，他们会回答我说他病了，邮局也会把信弄丢掉，等等，等等。”
“我这一两天就请部长写封信给主教，”侯爵说。
“我忘了提醒您注意，”神父说，“这个年轻人虽然出身很低，可是自视甚高，如果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不会有任何用处；您反而会使得他变得愚蠢。”
“我喜欢这种人，”侯爵说，“我让他做我儿子的朋友，行不行？”
不久以后，于连接到一封笔迹陌生、盖着夏龙邮戳的信，信里有到贝藏松的一个商人那儿取款的凭证，还有要他立刻到巴黎去的通知。信上签的是一个假名字。但是于连打开信，不由得打了个哆嗦，在第十三个字的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墨水迹。这是他和皮拉尔神父约定的暗号。
不到一个小时以后，于连被叫到主教府，受到完全是慈父般的亲切款待。主教大人一边引用贺拉斯的诗句，一边为了在巴黎等着他的远大前程向他说了一些祝贺话，这些话说得非常巧妙，期待他通过解释来表示谢意。于连什么也说不出，首先是因为他什么也不知道；主教大人对他非常敬重。主教府的一个小教士写了封信给市长，市长忙不迭地亲自送来一张护照。护照已经签署，但是旅行者的名字空着没有填。
当天晚上，在午夜以前，于连来到富凯的家里，富凯是个明智的人，对看来在等待着他的朋友的前途，他感到的惊讶超过了他感到的高兴。
“对你说来，”这个自由党选举人说，“结果不外乎是得到政府的一个职位，那样一来你不得不做出一些会在报纸上受到诽谤的事。我将从你蒙受的耻辱中得到你的消息。请你记住，即使从金钱的角度来说，从自己是主人的木材生意里挣一百路易，也比从一个政府那里接受四千法郎有价值，哪怕这个政府是所罗门王[3]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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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连在这些话里只看到一个乡村资产阶级的目光短浅。他终于要在伟大事件的舞台上露面了。在他想象中，巴黎充满了善于玩弄阴谋，非常虚伪，但是像贝藏松主教和阿格德主教一样彬彬有礼的聪明人。到巴黎去的幸福，在他眼里，使得一切都黯然失色。他谦逊地向他的朋友表示，是皮拉尔神父的信使他失去了自由意志。
第二天将近中午，他到了维里埃尔，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打算和德·雷纳尔夫人见面。他首先到他的头一个保护人善良的谢朗神父家里去，他受到严厉的接待。
“您认为您受过我的恩惠吗？”谢朗先生对他说，没有回答他的问候。“您跟我一块儿吃中饭，在这段时间里我让人替您另外租一匹马，您离开维里埃尔，跟什么人也不要见面。”
“听见就是服从，”于连带着神学院学生的那种表情说。从这时候起，谈话的内容仅限于神学和优秀的拉丁作品。
他跨上马，走了一法里路以后，瞧见一片树林，而且没有人会看见他进去，于是他钻进树林。太阳下山时他让人把马送回去。后来走进一个农民家里，这个农民同意卖给他一把梯子，而且跟随他，替他把梯子一直搬到俯视维里埃尔的忠诚大道的那片小树林里。
“我是一个可怜的逃避兵役者……或者说是一个走私犯，”农民在向他告别时说，“不过，有什么关系！我的梯子卖得价钱很好，我自己这一生中也不是没有走私过一些钟表的机件。”
夜色非常黑。凌晨一点钟左右，于连带着他的梯子走进维里埃尔。他尽早地往下爬到急流的河床里，河床穿过德·雷纳尔先生美丽的花园，比花园的地势低一丈，两边都砌着墙。于连用梯子很容易爬上去。“那些看门狗会怎样迎接我呢？”他想。“这是个牵涉全局的问题。”狗汪汪叫，向他跑过来，但是他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它们就过来向他表示亲热。
接着他从一层台地爬上另一层台地，虽然所有的铁栅栏门都关着，他还是很容易地一直到达了德·雷纳尔夫人卧房的窗子底下。朝向花园这边的窗子离地只有八尺到一丈高。
在那些护窗板有一个心形的小洞，这是于连非常熟悉的。使他大为苦恼的是，并没有通宵点着的一盏小灯的灯光从这个小洞里透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