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不是？”维廉说。
“我是不是啥？”他身后那位绅士说。
“成批成批地养萨福克盆齐马？”
“我得说是，”那位绅士说。“凡是马，不管啥马，咱就没有不养的；凡是狗，不管啥狗，咱也没有不养的。有的人就是喜爱马和狗。对咱说来，马和狗就和穿衣吃饭一样，就是咱的家、咱的老婆、咱的孩子——就是咱的读、写、算——就是咱的鼻烟儿、咱的烟袋、咱的睡眠。”
“那样一个人，你眼看着他坐在车厢后面，合适不合适？”维廉一面理着缰绳，一面跟我咬着耳朵说。
我听他这个话，了解为他这是表示希望我把座位让给那个绅士，因此我就红着脸，自动地说我情愿让给他。
“好啦，要是你不在乎，先生，”维廉说，“我认为，那样更合理。”
我永远认为，这是我一生之中头一次遭到的失败。原先我到驿车办事处去定座儿的时候，我在我的名字旁边，特别注明“车厢座位”的字样，还给了那个管账的先生半克朗。我穿上特别的大衣和披肩，坐到车上，一心无二，想要别辱没了这个显著的高位。我坐在那上面，一路神气活现地很显摆了一气，自以为给这辆车增加了不小的荣誉。而现在呢，头一站还没走完，我却让另一个人给挤到后面去了，而那个人，还是斜眼儿，又衣帽不整，没有半点长处，只满身闻着一股雇脚马马棚的气味；同时，还有一种本领，能在马一路小步快跑的中间，从我身上爬过，好像他不是个人，而更像个苍蝇一样。
我一生之中，在并不重要的场合中，往往为自馁所困，其实在那种时候，顶好不必自馁；现在在出了坎特伯雷的路上，发生了前面说的那件小事，毫无疑问，这种自馁并没因而停止增长。我想用说话粗横的办法掩饰自馁，但是没有用处。我在剩下的路上，全路都用丹田之气说话，但是我仍旧觉得，我这个人完全形销迹息，并且令人可怕地年轻齿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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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四匹大马身后高坐，受过良好教育，穿戴得整整齐齐，口袋里装着满满的钱，往外看着我曾经在足茧身疲的旅途中卧地而眠的地方，仍旧是异乎寻常、令人起兴的。我从车上往下看着我们交臂而过的那些无业游民，看到他们那种令人难忘的脸仰起来看我们，我就觉得，好像那个补锅匠那只熏黑了的手又抓住了我的衬衫胸部一样。我们的车咯哒咯哒地从齐特姆窄狭的街道走过，我在路上瞥见了买我的夹克那个老怪物住的那个小胡同，那时候，我急切切地伸着脖子，想找一找我等着拿我的钱，从有太阳坐到有阴凉的地方。后来我们到底走到离伦敦只有一站的路了，从那个毫不含糊的撒伦学舍——从那个克里克先生抖擞威风，胡抽乱打的撒伦学舍旁边走过去了，那时候，我真想要尽我所有来取得合法的权利，能够下车打他抽他一顿，像开笼放小麻雀一样，把所有的学童都释放了。
我们来到查令十字架〔4〕的“金十字”旅馆〔5〕，那时候是一个都发了霉的地方，坐落在人烟稠密的一块地区。一个茶房把我带到咖啡室；一个房间女茶房把我带到一个小小的寝室，那儿闻着和一个雇脚马车的气味一样，闷得和一个大姓的拱形墓穴一般。我仍旧很痛苦地感觉到自己年纪太轻，不能使人对我望而生畏；不论什么事儿，房间女茶房完全不管我的意见如何，茶房就跟我闹自来熟，因为我缺乏经验，净替我出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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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喂，”茶房说，用的是说体己话的口气，“正餐你要吃什么？年轻的绅士们一般都喜欢鸡鸭什么的。你来只鸡，好吧？”
我能怎么堂而皇之就怎么堂而皇之对他说，我不高兴吃鸡。
“不高兴？”茶房说。“年轻的绅士们，一般都吃腻了牛肉和羊肉了。你来一客煎小牛肉吧！”
我既然一时说不出别的菜名来，我只好同意他这个提议。
“你爱吃山药蛋吗？”茶房说，说的时候，做出微有所讽的微笑，还把个脑袋歪在一边。“年轻的绅士们，一般都是让山药蛋把胃口都撑没了。”
我用我最沉着的嗓音，吩咐他，叫他给我来一客煎小牛肉带土豆，外带所有应该搭配的东西。同时告诉他，要他到酒吧间那儿去问一问，有没有给特洛乌·考坡菲老爷来的信——其实我分明知道没有给我来的信，事实上也不可能有给我来的信，但是我觉得，装作期待有信来的样子是让人看着有丈夫气概的。
他一会儿就回来了，说没有我的信（我一听大吃一惊），同时开始给我在一个靠着壁炉的雅座铺桌布，预备给我开饭。他一面铺着桌布，一面问我，吃饭的时候，喝点什么。我回答他，说要半品脱雪里酒。他一听这话，我现在认为，就有了主意了，认为良好机会来到，他可以把好几个小过滤瓶里剩的陈酒底儿，都倒在一块儿，凑够了半品脱。我所以有这种看法，因为，我一面看着报纸，一面留神看，看到他在一个矮隔断后面——那是那个人的私室——忙忙叨叨地把几个瓶子里的剩酒，都倒在一个瓶子里，好像药剂师按方配药那样。酒拿来了以后，我也认为，不起沫子，而且毫无疑问，里面有好些英国面包渣儿，这是真正外国葡萄酒，质量如果清醇，绝不会有的，但是我却面嫩，不好意思说，所以就什么也没说，将就着把酒喝了。
我的心情既然是愉快欢畅（从这种心情里，我得到一种结论，认为中毒，在它发生作用的过程中，有的阶段，也并不永远令人不好受），我就决定去看一回戏。我挑的那家戏园子是考芬园舞台〔6〕，在那儿一个占着中部的包厢后面，我看到《朱利厄·恺撒》〔7〕和一出新哑剧。现在，所有这些高贵的罗马人，不像他们在学校的时候那样，是严厉监督我的监工了，而却在我面前成了活人，进进出出，给我作消遣娱乐，这种情况，是最令人觉得新鲜、可喜的。但是整个表演里那种真实的和神秘的混合出现的情况，诗意、灯光、音乐、观众，还有耀眼炫目的布景一幕一幕地沉重而顺利的变换，对我产生的影响——所有这一切，都令我眼花缭乱，都给我开辟了无法限量、赏心乐事的新眼界，因此，半夜十二点钟，我从戏园子里来到雨淋淋的大街上，我只觉得，我好像在九霄云外，曾过了几辈子的神奇生活，现在忽然一下落到人间尘世，只觉人声嘈杂，泥水飞溅，火把乱明，雨伞互碰，雇脚马车颠簸乱撞，木制套鞋噶哒乱响，一片污泥，满是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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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另一个门儿出来，在大街上站了一会儿，好像我当真是来到尘世的一个生客。但是，人们对我毫不客气地肩撞脚踩、你推我搡，把我从梦幻中唤回，使我走上了回到旅馆去的街道。我朝着旅馆走去，一路还净琢磨刚才那种辉煌的光景。我到了旅馆，喝了点黑啤酒，吃了些蛎黄，已经都过了一点钟了，我仍旧坐在咖啡室里，把眼盯在炉火上，把那番光景在心里反复琢磨。
我那时满脑子都是戏里的光景，都是往日的事物，——因为当时的情况好像有些是一种幕后射光的透明影戏，在那上面，我看到我童年的岁月，物换星移，一一永逝——因此，我并没意识到什么时候有一个人——一位面目漂亮、体格匀称的青年，穿戴风流潇洒，不修边幅，——这个人本来我应该记得很清楚——毫不含糊在我面前出现。不过我却记得，我当时感觉到他在我面前，却没注意到他什么时候进了室内——同时我还记得，我仍旧在咖啡室炉前，坐着琢磨。
后来，我到底站起身来，要去睡觉了，这使那个倦眼难开的茶房松了一口气，因为他正在他那个小小的食具贮存室里，把他那两条累得又僵又直的腿，屈伸、捶打，叫他那腿作各式各样的窝腿踢腿的活动。我往门那儿去的时候，我和那个早已进来了的人交臂而过，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我马上转过身来，走了回去，又看了他一下。那个人没认出我来，但是我却一下就认出他来。
要是在别的时候，我也许恐怕唐突、或者拿不定主意，不敢马上就和那个人搭话，因而也许会迟延到第二天，也许因此和他失之交臂。但是，那个时候剧情仍旧在我心里汹涌澎湃；我在那种心情下，那个人旧日对我的照顾，格外显得应该得到感激，我旧日对他的爱慕重新在我胸中涌现流溢，一发而不能已，因此我就马上一直走到他面前，心里怦怦地跳着，说：
“史朵夫！你怎么不跟我搭话啊？”
他只看着我——恰恰跟他过去有时候那样看法——但是我看他脸上却没有认出我来的表现。
“我恐怕，你不记得我了吧？”我说。
“哟！”他突然喊道。“你是小考坡菲啊！”
我用两只手握住了他的手，一直握着不放。如果不是因为害臊，如果不是因为害怕他不喜欢这个调调儿，那我很可能抱着他的脖子大哭一场。
“我从来—从来—从来没有过像这样高兴的时候！我的亲爱的史朵夫啊，我看到你，简直都要乐坏了！”
“我看到你，也太高兴了，”他说，一面热烈地和我握手。“我说，考坡菲，我的小兄弟，别这样乐得都沉不住气啦！”话虽如此，我以为，他看到我见了他那样快活，也不由得要高兴。
我虽然咬着牙、横了心，想不流眼泪，但还是没忍得住；我现在把眼泪擦干，觉得难为情地笑了一笑，于是我们两个平排儿靠着落了座。
“我说，你怎么上这儿来啦？”史朵夫说，一面用手拍我的肩膀。
“我今儿从坎特伯雷坐驿车到这儿来的，我姨婆就住在那一块儿。她抚养了我。我刚在那儿上完了学。你怎么到这儿来的，史朵夫？”
“我这阵儿是他们叫作是‘牛津人’的了，”他回答我说；“换一句话说，我在那儿，有周期性地闷得要死——我现在正要回家看我母亲。你真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乐于亲近的小伙子，考坡菲。我现在再一细看，我觉得你还是跟从前一样，一丁点儿也没改样儿！”
“我看见你，一下就认出是你来了，”我说，“不过，你这个人当然很不容易让人忘记。”
他一面把手往他那很厚的发鬈里一摸，一面兴高采烈地说：
“不错。我走这一趟，正是尽儿子的职分回家省亲哪。我母亲就住在城外不远的地方。我本来应该往家里去，但是路既然坏得该死，我们家里又死气沉沉的，所以我可就没再往前走，今儿晚上就在这儿待下了。我刚到伦敦几乎还不到六个钟头哪。这六个钟头我差不多都在戏园子里，又迷里迷腾地打盹儿，又叽里咕噜地抱怨，就糊里糊涂地过去了。”
“我也去看戏来着，”我说，“在考芬园戏园。那儿的玩意儿，真叫人可爱，真富丽堂皇，史朵夫！”
史朵夫痛快淋漓地大笑。
“我的亲爱的年轻的大卫，”他说，同时又向我肩上拍了一下；“你真一点不错，是一棵雏菊。太阳刚出来那时候地里的雏菊都没有你这样鲜嫩。我也上考芬园去来着，我可觉得没有比那儿的戏再叫人感到可怜可叹的了。喂，我说，老先生！”
这是招呼茶房，他原先老远看到我们两个认识，就很注意留神我们了，现在一听见招呼他，他就毕恭毕敬地走向前来。
“你把我这儿这位朋友，考坡菲先生，安插在哪个房间里？”史朵夫说。
“对不起，先生，您说什么？”
“他在哪个房间里住？他那个房间是几号？别装着玩儿啦，你还不是早就明白我的意思了！”史朵夫说。
“呃，先生，”茶房用抱歉的态度说，“考坡菲先生住的是四十四号房间，先生。”
“你把考坡菲先生弄在一个马棚上面的阁楼里，”史朵夫回答说，“到底是什么意思？”
“呃，对不起，先生，”茶房仍旧用抱歉的口气回答说，“我们原先只当是考坡菲先生对于房间满不在乎哪。我们给考坡菲先生搬到七十二号好啦，先生。要是你认为那样好，先生，我们就给他搬一下，七十二号跟您那个房间是隔壁，先生。”
“当然认为那样好，”史朵夫说，“马上就给他搬过来。”
茶房立刻退去，给我换房间去了。史朵夫觉得原先把我安插在四十四号房间里，很可乐，所以又大笑起来，又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同时请我明天早晨十点钟跟他一块儿吃早饭——这番邀请，我当然求之不得，所以就又骄傲，又高兴地接受了。这时已经很晚了，我们拿着蜡烛上了楼，在他的门口那儿亲热地道了别，我进了我新搬的房间，只见那儿比我原先那个房间好得多了，一点也没有潮湿发霉的气味。屋里有一个很大的四柱床，简直就是一座庄园。我把头放在一个足够六个人睡的枕头上，怀着如在九天的心情，一会儿就入了睡乡了。我在睡眠中，还梦见古代的罗马、史朵夫和友谊，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早班驿车辚辚从楼下的拱门门洞里走过，于是我又做起听见打雷和看见天神的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