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爱格妮离开伦敦那一天，我再没见到乌利亚·希坡，我到驿车车务处去跟爱格妮告别、给她送行，才见到他，因为他也在那儿，要坐同一辆车回坎特伯雷。我看到他穿着那件又瘦又窄、腰短肩高的桑椹色大衣，带着一把像小帐篷的大伞，高踞驿车车顶后部座位的边儿上，而爱格妮呢，当然坐在车里面，这还使我多少觉得有点受用；在爱格妮看着我的时候，我为了尽力对他表示友好，都受了那样的罪，我得到这点小小的受用，原也应该。在驿车的窗户那儿，也像在宴会的席上，他老在我们跟前打转，没有一时的间歇，就像一只大个的秃头雕〔1〕一样，把我对爱格妮说的每一个字都咽了下去，也把爱格妮对我说的每一个字都咽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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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炉旁把他那番心腹话对我泄露了以后，使我感到忐忑不安，因而我经常想到爱格妮对我说的关于合伙那番话。“我只是按照我希望是对的那样办。我感觉到，为爸爸的心神安定起见，就必须做这样一种牺牲，所以我劝爸爸就这样做好啦。”为了她父亲的缘故，她对任何牺牲，都会以同样感觉忍受，以同样感觉自持；这种使人苦恼的预感，从那时以后，一直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我知道她都怎样疼她父亲。我知道，她都怎样出于天性要尽孝道。我从她自己嘴里听到，她承认自己是不知不觉地使她父亲走上歧途的原因，所以她对他负有深恩，她热烈地想要报答。我看到她和那个可厌至极、身穿桑椹色大衣的赤发鬼〔2〕那样不同，我就觉得极度不安，因为我感觉到，就在他们二人之间那种不同里——她那一方面就是灵魂深处都是纯洁的自我牺牲，而他呢，就卑鄙龌龊，下流无耻——就在这种不同里，潜伏着最大的危险。所有这种种情况，毫无疑问，他知道得十二分透彻，而且在他那狡猾阴险的心里，都仔仔细细地考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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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却十二分相信，这样一种还遥遥在望的牺牲前景，一定要把爱格妮的幸福完全毁灭；我还敢担保，从她的态度上看来，这种情况她那时还没看到，还没对她显示预兆。既然这样，那我要是把悬而未临的灾难老早就警告她，那就等于我马上加害于她了。因此，我和她分手的时候，我并没对她做什么解释，她从驿车的窗那儿对着我摆手，冲着我微笑，她那个凶煞一般的恶魔就坐在车顶上歪扭身子，好像他已经把她抓入魔掌：胜利凯旋而归一样。
我和他们这番告别的光景，好久好久，老盘踞在我的心头。爱格妮写信告诉我，说她平安到达坎特伯雷的时候，我那份难过，也和我跟她分离的时候一样。不论多会儿，只要我一想什么，这个题目一定要乘机而来，我的苦恼一定会跟着重添倍增。我几乎没有一夜不在梦中梦见这件事的。它变成了我这生命的一部分，它跟我这生命分不开，也跟我这脑袋和我这人分不开一样。
我有的是闲工夫，对我这种疑虑忐忑，精心细意地加以琢磨，因为史朵夫，据他给我的信上说的，回了牛津了；我不去博士公堂的时候，十之八九都是一人独处。我相信，我在这期间，对于史朵夫隐隐约约有了不信任的意思。我回复他的信，仍旧还是顶亲爱、顶热烈地，但是我认为，他恰好那个时候不能到伦敦来，总的说来，我是高兴的。我疑心，实情是，爱格妮那番话对我产生的影响仍旧存在，因为他不在面前，更不受到骚扰；这种影响就对我发生了更大的力量，因为在我所用心和关心那方面，她都占有很大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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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一天一天、一星期一星期，悄悄冥冥地溜了过去。我正式在斯潘娄与昭钦事务所当了学徒了。我姨婆一年给我九十镑（不包括房租以及连带的杂项费用）。我的房间租期确定一年；虽然我觉得我晚上在这些房间里寂寞冷清，而且觉得晚间过得特别长，我却能在精神萎靡中求心情的平稳，把时光对付过去，同时拼命地喝咖啡；现在回想起来，在我一生中这个时期里，我好像咖啡喝得都得以加仑计算。大约在这一段时期里我还有了三种发现：第一种是，克洛浦太太是一种叫作“抽劲儿”〔3〕蹊跷病的患苦者，病一发，鼻子一般就跟着发炎，需要不断用薄荷医疗；第二种，我这个食器贮存室里的气温很有些特别，老让白兰地酒瓶爆炸；第三种，我在世上，孤单伶仃，这种情况，绝大部分用英文韵文，零零星星地记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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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学徒期正式开始那一天，并没有其他的庆祝活动，只我给事务所的同事们买了些三味吃和雪里酒，我晚上一个人戏园子里看了一回戏。我看的是一出也和博士公堂是同样〔4〕的戏，叫作《生客》〔5〕；我看了哭得不可开交，我回到家里，照了照镜子，我都哭得改了样儿，几乎不认得自己了。在这一天，我们把一切手续都办好了的时候，斯潘娄先生说，他本来想要借这个机会，请我光临他在诺乌德〔6〕的家里，庆祝他和我的师徒关系；但是由于他女儿刚在巴黎上完了学，正要回来，家里的事情还没就绪，所以那天不能请我；但是他却对我说，他女儿一回来，他希望他能有幸在家里招待我一次。我只知道他独身鳏居，只有一个女儿；我对他这份好意表示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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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潘娄先生果不食言。过了一两个星期，他又提起了这次约会的话，并且说，如果我赏脸下星期六到他家里，待到星期一，那他可就太高兴了。我当然说我一定要叨扰他的，于是说好了，他用他的轻便四轮双马敞车把我带到诺乌德，然后再把我带回来。
那一天来到了，那时候，连我那绒毯提包都成了拿工资的录事们敬仰的对象。至于诺乌德，对于他们，则是神圣莫测的洞天府地。有一个录事告诉我，说他听人说，斯潘娄先生吃饭用的，完全是金盘银杯、名窑细瓷；另一位就跟我说，他的香槟酒，随时可由桶里放，像饭桌上普通喝的啤酒那样。那位戴假发的老录事（他叫提费先生），在他当录事的工作中，有好几次因为有事到过那儿，并且每次还都深深进到早餐小厅。他把那个小厅说得挺富丽豪华，并且说，他在那儿喝过东印度黄雪里酒，那个酒的身份那样名贵，喝着都让人直眨巴眼。〔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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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在主教法庭里，我们有一个延期续审的案件——是关于一个面包师在教区税民会上反对交纳修路捐逐出教会的案件——因为，按照我自己所作的估计，证词口供之多，恰有《鲁滨孙漂流记》两倍之长，因此我们结束这个案件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不过，我们判决，把他逐出教会六星期，罚了他无数的罚款；然后，那个面包师的代诉人、法官、和原、被告两造的辩护士（他们都是关系亲密的）一同出了城；斯潘娄先生和我，就一同坐着双马四轮敞车，驱车而去。
双马四轮敞车，是一桩很漂亮的玩意儿。那马都把长颈高拱、四蹄高举，好像它们知道它们是属于博士公堂的。在博士公堂里，有很多关于派头排场的方面，大家无不争胜斗强，因此那时候，很出现了一些异常精挑细选的车马、夫役；不过，我自己却向来一直认为，并且将来也要一直认为，在我那个时期，众目所视、众手所指的争胜斗强之物是衣浆的硬度。我认为，在民教法学家中间所穿戴的衣领等物，都硬到人类的天性难以忍受的程度。
我们坐车出城，一路行来，很感惬意，斯潘娄先生就把我所做的这种职业，轻描淡写地讲给我听。他说，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种职业更文静高雅的了，你绝对不要把它和代讼师的职业混为一谈，因为这种职业，完全是另一回事，它比起别的来，是个非常非常冷的冷门儿，决不容外人轻易就插进来，它不像别的那么机械刻板，可比别的更有利可图。他说，我们在博士公堂里办起案件来，比在任何别的机关里，都更自由随便，因此，我们就成为一个特权阶层，自成一个世界，与众不同。他说，我们主要是受雇于代讼师这件不愉快的事实，是无法掩饰的。但是他却又告诉我，说代讼师是人类中的低能的，凡是稍微讲点体面的民教法学家，一概都是看不起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