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不妨碍新闻工作准时进行的情况下，努力写作；我的书出版了，非常成功。我虽然对于耳边听到的夸奖异常敏感，并且，毫无疑问，赏识自己的笔墨远过于任何别的人，但是我却并没叫这种夸奖闹得晕头转向。我观察人类本性的时候，永远看到，一个人，凡是有足以自己相信自己的，从来没有为了叫人家也相信自己，就在人家面前尽量显弄。因此，我就在自尊自重之中，永远保持谦恭；人家越夸奖，我就越虚心，以求当之无愧。
我这部书所写的，虽然都是我一生里的重要回忆，但是我却并不打算在那里面说我写小说的经过。我的小说可以自己表明，我也就任其自己表明。如果我偶尔顺笔提到它，那也只是因为它是我生活进展的一部分。
我顶到这时候，认为有根据相信，先天的才能和后天的机缘，都是有意安排，要我做一个作家，因此我就信心十足地从事这种工作。要是我没有这种信心，那我早就要把它置之一旁，把我的精力用到别的方面去了。那我早就要弄明白了，我先天的才能和后来的机缘，到底真正怎么安排的，到底要叫我干哪一行；弄明白了，就心无旁骛，干那一行。
我在报上和别的地方投稿，一直得心应手，因此，我这种努力成功以后，我认为，我理所当然，应该不再去记录那种干燥无味的辩论了；所以在一个使我欢欣的晚上，我把国会里那种风笛一般的声音最后一次记录下来，从此就再不向此中问津了；固然每逢国会会期连绵的时候，我仍旧能从报纸上辨认到它那种嗡嗡之声，跟从前实际上毫无分别（也许只有比从前更多了）。
我现在写到的时期，我想是我结了婚以后一年半左右。我们对于家政，经过各式各样的试验，认为净是白费力气，干脆不去管了。我们任凭家政自随其便，我们只雇了个使唤小子自图方便。但是这个僮仆主要的职务，却只是管着跟厨子打架；在那一方面，他完全跟惠廷顿〔1〕一样，不过却没有惠廷顿那样的猫，也丝毫没有希望有一天能当上伦敦城的市长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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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看来，他好像整天价在汤锅锅盖势如雨下的光景里过日子。他的全部生活，只是一场混战。他老是在最不适宜的时候——例如，我们正有佳客三五，杯酒小聚，或者密友数人，促膝夜谈——尖声喊叫，大呼求救；再不就从厨房里踉跄冲出，身后就是铁器，像流星一样，飞舞而来。我们本来想要下他的工。但是他却依恋我们，就是舍不得走。他是个专爱哭的孩子；我们只要稍一表示，说要跟他断绝关系，他就放声大嚎，嚎得令人惨目伤心，因而我们只得把他留下。他不但没有妈妈，即便连稍为沾亲带故的人，我也找不到；只有一个姐姐，刚一把他脱手，塞给了我们，就逃到美国去了。因此他在我们家里，就算住定了，好像老精灵掉换来的那种令人可怕的小精灵〔2〕一样。他对于他自己不幸的境遇，异常地敏感；因此，他永远不是用夹克的袖子擦眼睛，就是用手绢弯着腰擤鼻涕；用手绢的时候，还老只用那种东西小小的一角，从来没把手绢全部都从口袋里掏出来，而永远是藏头露尾，力求节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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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僮仆，每年的工钱是六镑十先令；他自己是个倒霉鬼儿，雇他的时候也没碰到好日子：所以他永远继续不断地给我找麻烦。我眼看着他一天一天地往大里长——他长得像猩红豆〔3〕一样地快——惴惴不安地惟恐他长到刮胡子的时候，甚至于长到头颅童童或者白发苍苍的时候。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我还有把他打发开的那一天；我设身处地想到将来，永远认为，他要是成了老人，那他该是多么大的一个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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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也没料到，这个活遭瘟的家伙会是那种样子使我脱离困境。原来朵萝的表，也跟我们一切别的东西一样，没有它自己一定的准地方，因此叫他偷走了；他把这个表变卖成了钱以后，就用赃款坐驿车玩儿，老不断地高踞在驿车外面的座位上，往来于伦敦和厄克布利直〔4〕之间（他这孩子，永远缺心眼儿）。据我记得的，是他完成他第十五次行程的时候，警察把他抓到鲍街〔5〕去了。那时候，从他身上搜到的，只有四先令六便士了，还有一个旧长笛，其实他一点也不会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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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没悔过，那他惹的这一场惊扰以及惊扰的后果，也许可以少叫人难耐一些。但是他却的确非常地有悔过之心，而他悔过的方式也非常特别——他不是打总一下进行的，而是零星分期进行的。举例说吧，我没有法子，非到警察局去跟他对证不可，但是对证的第二天，他又供出来，说我们地窨子里那个带盖的大篮子，我们原先以为里面盛的净是葡萄酒，却除了空瓶子和瓶塞而外，没有别的东西。我们以为，既然厨子顶大的劣迹，他都根据他所知道的说出来了，那他心里总可以坦然啦吧；谁知道过了一两天，他又天良发现，疾首痛心，因而供出来：说厨子怎样有一个小女孩儿，每天早晨很早的时候，来拿我们的面包；他自己又怎样叫人家买通了，把煤接济了送牛奶的。又过了两三天，警察当局告诉我，说他曾发现过，我们厨房的垃圾堆里埋着牛里脊，装破烂布头的口袋里夹着床单子。又过了不久，他又在一个完全令人想不到的方面发作起来：他承认，说他知道，酒店的酒保打算好了，要夜里闯入我的住宅，进行劫盗。这个酒保，马上就被逮捕了。欺骗、蒙混、偷盗，种种行为，都聚到我这个冤桶身上，我实在觉得羞愧，因此，只求买他不再开口，那不论多少钱我都肯出，再不，如果可以花一笔大钱行贿，让他偷偷逃走，我也肯干。但是这种道理他却完全不懂，而一心认为，他每作一次新的招供，就是对我进行了一次新的补报，更不用说是对我施了一次新的恩德了；这种情况，是越发令人难忍的。
闹到后来，只要我一看见警察局又派了人来，要报告我新的消息，我就自己偷偷溜走。一直到他受审判决，得了发配的处分，我都过的是一种销声匿迹的生活。即便到了那时候，他仍旧不肯老老实实的，而老给我们写信；他说，他起解以前，非常想见朵萝一面；朵萝没法子，只好去看他一趟，不料一进铁栅栏门就晕倒了。简单地说吧，一直到他押解起行，我就没过一天心净的日子；他到了发配的地方（我以后听说），在“内地”不知哪儿，给人家放羊〔6〕；至于按照地理上说，究竟是哪儿，我就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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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情况，都让我郑重其事地琢磨起来，都使我们的错误，以新的姿态在我面前出现，像我有一天晚上，不能不对朵萝说的那样，固然我对朵萝非常疼爱。
“我的亲爱的，”我说，“咱们管理家务，这样毫无条理，毫无办法，不只关系到咱们自己（因为咱们自己是已经习惯了的），并且还连累到别人，这是我一想起来，就不由得要难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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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多天没唠叨啦，这阵儿又要闹脾气啦，是不是？”朵萝说。
“不是，我的亲爱的，实在不是；现在我来对你说一说我是什么意思好啦。”
“我想我不要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朵萝说。
“但是我可要你知道知道，我爱。你先把吉卜放下。”
朵萝把吉卜的鼻子放到我的鼻子上，嘴里说“咄！”想要把我那样正颜厉色的劲儿赶掉，但是却没成功。因此她只得吩咐吉卜，叫它到它那八角塔里去，她自己坐在那儿瞧着我，两手叠在一块儿，脸上是一片极端无可奈何、完全听天由命的样子。
“事实是，我的亲爱的，”我开口说，“咱们有传染性；咱们把咱们四周围所有的人都传染了。”
我本来可以用这个比喻一直说下去，但是朵萝脸上却露出一种样子，来提醒我，说她正在那儿尽力猜想，不知道我是不是对于我们这种有碍卫生的情况，要提供一种新疫苗接种法，或者新治疗法呢。因此我就放弃了那种比喻说法，而用更明白的话，来表示我的意思。
“咱们要是不学着更仔细一些，我爱，那咱们不但要有损金钱，有妨舒适，甚至于有的时候，还要有伤和气；并且咱们还要负一种严重责任，说咱们把伺候咱们的人或者把跟咱们有任何交道的人，都惯坏了。我开始害起怕来，认为错误并不完全由于一个方面；这些人所以变得这样坏，都是因为咱们自己原来也不太好。”
“哦，多么重的罪状啊！”朵萝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喊道，“居然说你曾看见过我拿人家的金表！唉呀！”
“我的最亲爱的，”我规劝她说，“快不要说这样荒谬的瞎话啦吧！谁透露过一丁点儿意思，说你拿人家的金表来着？”
“你就透露过，”朵萝回答我说，“你分明知道你透露过。你说我变坏了，还拿我跟他来比。”
“跟谁来比？”我问。
“跟那个使唤小子啊，”朵萝呜咽着说。“哦，你这个没人心的，把心疼你的太太，跟一个充军发配的使唤小子来比。咱们没结婚以前，你怎么没把你对我的意见告诉我呀？你为什么没告诉我，你这个狠心的，说你深深地相信，我比一个充军发配的小子还不如？哦，你对我有这样看法，太可怕了！哦，我的天！”
“我说，朵萝，我的亲爱的，”我回答她说，一面想把她捂在眼上的手绢轻轻给她挪开；“你这个话不但好笑，而且不对。首先，你说的就不是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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