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深夜，不像刚黑的时候那样可心了，因为冷起来了；他们怕我从车上栽下去，就把我夹在两个绅士中间（夹在那个脸上皮糙肉厚的绅士和另一个绅士中间）。现在这两个绅士都睡着了，把我完全夹住了，挤得我简直都喘不上气儿来。有时他们挤得太厉害了，我就不由得要喊，“哦，劳驾，别挤啦！”那时候，他们就非常地讨厌我，因为我一喊就把他们喊醒了。跟我对面坐的是一位快要上了年纪的妇人，披着件皮斗篷，在暗中看来，不像一个女人，却像一个草垛，因为她蒙头盖脑地身上围了那么些衣服。这个妇人，带了一个篮子，有好久的工夫，不知道往哪儿放才好。后来她看到我的腿短，就把篮子塞到我的腿底下了。这样一来，篮子把我的腿又挤得伸不开，又硌得非常地疼，把我弄得苦极了。但是只要我稍微一动，把她那个篮子里盛的一个玻璃杯往别的东西上碰得嘎啦一响（杯碰到别的东西上，当然非响不可），她就用她的脚往死里踹我，同时嘴里还说，“你这个小东西子，你老老实实地给我待着好多着哪。你这把子骨头还嫩着哪。不怕疼你就动！”
后来太阳到底出来了，同车的客人也都睡得不像先前那样糊里糊涂地了。他们夜里，都几乎是活不下去的样子，又捯气，又打呼噜，那样可怕，真叫人难以想象。太阳升得越高，他们的觉也睡得越比较安稳：这样他们就慢慢地一个一个醒来。我记得，那个时候，人人都推托说，他们根本就没睡，有人说他们睡了，他们就非常地愤怒，说是诬赖他们，死不承认。这种情况，我当时听了，觉得十分诧异。我一直到现在，对于这种情况，还是惶惑不解，因为我曾一贯地注意到，在人类所有的弱点里，人们最不愿意承认的，就是在车里睡着了这件事（我想不出来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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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远处望着伦敦，觉得它真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地方；我相信，我喜欢的那些主角，全都一遍又一遍在那儿表演他们的奇遇；我模模糊糊，不知道怎么想出来的，认为全世界所有的城市，都没有像伦敦那样多的奇观，都没有像伦敦那样多的坏事：所有这一切我都不必在这儿费工夫一一叙说。我们慢慢地走近了这个城市，在相当的时间内，到了白圣堂区〔6〕的客店，我们原先就是朝着那儿奔的。我不记得这个店是叫蓝牛，还是叫蓝猪；不过我却记得叫蓝什么东西，那个东西的图样，还画在车的后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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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上的守卫，在下车的时候，看了我一眼，然后站在账房的门口喊道：
“这儿有一个小孩儿，登记的名字是枚得孙，从素弗克的布露得屯〔7〕来的，原说是先撂在店里，等人来领。有人来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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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回答。
“你再用考坡菲的名字问一问看，”我从车上不知所措地往下看着说。
“有一个小孩儿，登记的名字是枚得孙，从素弗克的布露得屯来的；他也叫考坡菲，原说是先撂在店里，等人来领。有人来领没有？”守卫说。“我说，到底有人来领没有？”
没有。没有人来领。我很焦灼地往四外看去；只见守卫问的这句话，没引起任何人丝毫的注意；只有一个扎着套腿、还瞎了一只眼的人，出了一个主意：说他们顶好给我在脖子上套上一个铜脖圈儿，把我拴在马棚里。
他们把梯子放在车门那儿，我跟在那个妇人后面，就是那个像草垛的妇人后面，下了车；我是一直等到她把篮子拿开了的时候，才敢动弹的。这时候，车上的客人都下来了，车上的行李也很快地都搬下来了；拉车的马，在搬行李以前，早就卸下来，拉走了；现在有几个马夫，把那辆空车，横拖竖拉，前推后拽，弄到不碍事的地方去了。但是即便那时候，这个满身尘土、从色弗克的布伦得屯来的小家伙，也仍旧没有人来认领。
我当时在比鲁滨孙·克鲁叟还要孤单（因为他虽然也孤单，却没有人看着他，没有人看到他的孤单）的情况下，进了账房，值班的账房先生招呼了我一下，我就转到柜台里面，在他们给行李过磅的磅秤上坐下，看着那些大大小小的包裹和一本一本的账簿，闻着马棚的气味（从那时以后，我一想到那天早晨，就仿佛又闻到马棚的气味），于是焦灼忧虑蜂拥而至：假设始终没有人来领我，那店里的人可以让我在那儿待多久呢？他们是不是肯叫我一直待到我把我那七个先令都花完了的时候呢？还是我可以晚上躺在那些木头槽子的一个里面，杂在行李中间睡觉，早晨在院子里的水龙头那儿洗脸呢？还是他们夜里得把我赶出去，第二天账房开开门，再叫我回来，等人来认领呢？假设现在这件事，并不是什么人弄错了，而是枚得孙先生存心想出来的坏招儿，好把我出脱了，那我怎么办呢？他们即便让我待在他们那儿，等到我那七个先令都花完了的时候，但是一旦我挨起饿来，那我就不能再希望他们还收容我啦吧？因为那对于他们的顾客，一定是很不方便，很不愉快的。这还不算：如果我饿死了，那个蓝什么的店家还得受我的连累，负担丧葬费呢。如果我马上就起身往家里走，那我怎么能找到路，怎么能走那么远呢？即便我到得了家，那除了坡勾提，我怎么敢保别人一定能收容我呢？如果我能找到离那儿最近的监管当局〔8〕，投军去当大兵或者水兵，那我那样小，他们十有八九是不会要我的。这种种想法，还有无数其他一类的想法，使我又担心，又惊恐，弄得我火烧火燎、头晕眼花。我正在这样发着高烧的时候，只见一个人走了进来，在账房先生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跟着账房先生就把磅秤一掀，把我从那上面掀下来，推到那个人前面，好像我是一件货，已经买妥了，称完了，付过钱，交出去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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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人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出账房的时候，我偷偷地瞧了他一眼。只见他是一个面黄肌瘦的高个儿青年，两颊下陷，下颏上的胡子碴儿几乎和枚得孙先生的一样地黑乎乎的，不过他们相似的地方，就到这儿为止，因为他没留连鬓胡子，他的头发也不是光滑润泽的，而是锈卜几、干巴查的。他穿着一套黑衣服，看着也有些锈卜几、干巴查的；袖子和裤腿，还都未免不够长的。他系着一条白领巾，也不太干净。我当时并没有（现在也没有）认为这条领巾，是他的服装中惟一的麻制品〔9〕；但是他露在外面的麻制品，或者说，让人能想得到的麻制品，却就是那一条领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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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是那个新生吧？”他说。
“是，先生，”我说。
我当时只是想当然，其实我并不知道我是不是。
“我是撒伦学舍的教师，”他说。
我听了这个话，不禁肃然起敬，对他鞠了一躬。我觉得，像我的箱子那样平常的东西，不能在撒伦学舍的学者和教师面前提起，因此我们出了客店的院子，走了一会儿，我才敢斗胆说我还有个箱子。我并没敢照直地说我这个箱子怎么样，只带着很谦虚的样子，拐弯抹角地透露了一点，说那个箱子，以后对我，也许有用处；因此我们就又回到了账房。到了那儿的时候，撒伦学舍的教师对账房先生说，那个箱子，先撂在那儿，他告诉脚行午间来取。
“请问老师，”我说，这时我们又走到原先走到了的那个地方了，“学校远不远？”
“在布莱克奚斯〔10〕那儿，”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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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儿远吗？”我低声下气地问。
“不近，”他说，“有六英里哪。咱们得坐驿车去。”
我那时候累极了，心里直发慌，所以一想到还得咬着牙再钉六英里地的路，实在觉得受不了。我斗着胆子告诉他说，我一整夜连一口东西都没沾牙，他要是能允许我买点什么吃，那我可就太感激他了。他一听我这个话，好像吃了一惊——我现在还好像看见他站住了来瞧我的样子——跟着想了一想，对我说，他要去看一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住得离我们现在到的那个地方不远。我顶好买一块面包，或者不管什么有益健康而我又顶喜欢吃的东西，拿到那个老太太家里，在她家里吃。在那儿还可以弄到一些牛奶。
因此我们就往面包房的窗户里瞧。我先说要买这个，买那个，但是因为那都是叫人吃了害肝病的东西，他一样一样地都说不好；最后我们决定买了一小块挺不错的黑面包，只花了三便士。跟着又在一个食品杂货店里，买了一个鸡子儿和一片五花儿咸肉。买了这些东西之后，我还是认为，我那第二个发亮的先令剩了好多，因此我觉得伦敦这个地方，东西很便宜。我们把这几样吃的东西都带好了以后，就往前走去。只听得车马喧阗，声音嘈杂；我本来就身困神疲，现在更闹得头昏脑涨，不可言喻了。我们往前，过了一座桥，那毫无疑问是伦敦桥〔11〕（一点不错，我记得他告诉过我，说那是伦敦桥，不过我当时半睡半醒，并没很注意），最后我们到了一个穷苦人家的房前。那是一所布施庵堂的一部分；因为看房子的样式和栅栏门上面一块方石上刻的字（说这个庵堂是为收容二十五个贫苦妇女而修盖的），我知道那是一个布施庵堂。
〔11〕 这是旧伦敦桥。1831年新伦敦桥（在旧桥西面）通行后，旧桥即于次年拆毁。